生命总是那么脆弱，不幸总是猝不及防。

　　据2月 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从老家湖南到贵州安顺市沙子坝打工的34岁的邓赞伟因为“感冒”，在一家连名字和牌匾都没有的“诊所”输液一个多小时后死亡。警方事后查明，这个诊所“三证”(《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和《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全无。

　　尽管邓赞伟的死因有待法医认定，但诊所开办人高琼非法行医的性质不会改变。而令人深思的是，附近村民均表示，“‘高医生’的‘生意’很好，有时候要排队”，“听说诊所已经开了10多年了”。

　　“黑诊所”总是以价格低廉、看病方便，赢得打工群体、流动人口的偏爱。不少打工者生了病舍不得花钱治，即使需要医治，也决不会到正规的大医院，因为没有“医保”，也因为大医院看病的成本太高。

　　“便宜”对于打工者来说，似乎是致命的诱惑。而“便宜”恰恰是以牺牲卫生、秩序、规则、质量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以牺牲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

　　试想，一些并不具备资质的人，随便找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支张桌子，摆几个空药盒，门窗上画个红十字，甚至什么标记都不用做，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堂问诊了，消毒、隔离等若干制度一概不要，有的甚至采购地下药厂生产的假药。“黑诊所”的利润究竟有多高，可想而知。

　　尽管近年来，安顺市警方在打击非法行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缔了相当数量的黑诊所和游医，但是，由于治理手段有限，一些“黑诊所”往往交了罚款之后，迅速“重振旗鼓”。于是，“黑诊所”夺人性命的悲剧仍在发生。

　　与其说无辜的邓赞伟为“黑医生”的无知、冒险和侥幸心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毋宁说他成了多年来某些公共医疗机构背离公益方向的市场化改革的牺牲品。

　　“以药养医”使医疗价格畸高，打工者对正规医院望而却步；医保救助制度缺失，使医疗成为农民群体不能承受之重；现行的“老子”监管“儿子”的医疗监管体制以及利益纠葛，使职能部门“打假”不尽如人意。于是，“黑诊所”屡打不绝。

　　屡打不绝的“黑诊所”是社会的伤疤。“珍爱生命，远离非法行医，非法行医人员被卫生部门行政处罚两次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将被移送司法机关，举报投诉电话……”刚从河北来到北京的电工小周一下车就接到了这样一条提醒短信。各级政府无疑在努力保护广大打工者的健康。我们期待着新的医改方案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