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大家的焦点集中在网民身上，那么网民到看守所进行调查都看到了些什么？他们对这个调查是怎么看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位到看守所进行调查的网民边民，他的名字叫边民，边民你好。

　　边民(网民调查员)：

　　你好。

　　主持人：

　　我想问一下，今天到看守所调查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调查了些什么？

　　边民：

　　我们进了看守所，按照要求，我们所携带的除了纸笔之外的工具都不能带进去，都交看守所暂存。民警带领我们察看了整个看守所的各个监舍，我们重点观察了被害人李乔明所在的9号监舍，这是第一。

　　第二，在看完监舍之后，我们又与民警进行了询问，指名要案发当天值班的民警，然后看守所也把他们轮着一个一个的叫进来，接受我们的询问、质疑。

　　主持人：

　　应该说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团组成人员很多，这种调查你觉得是一种独立性的调查吗？比如是网民独立性的调查？还是说团体在一起？

　　边民：

　　就我们这些人来讲，因为是临时组合，所以在去的路上，我们上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举行了第一次全体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大家集体讨论，民主决议，最后形成共识，拟定了我们今天要调查的范围、主攻方向，包括要提问的问题。

　　主持人：

　　边民我想最后能够简单地评价一下吗？对于让普通网民对一个警方的事件来进行调查。

　　边民：

　　我觉得公众有知情权，现在“躲猫猫”这个事情、这个词汇的热传表现了一种网络和公众对警方的解释不信任，由另外的力量来参与，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我现在说一句个人的话，我认为这种调查更专业的不是什么网民。

　　主持人：

　　边民我想还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出了这个调查结果了吗？或者这个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发布？

　　边民：

　　我们现在正在赶写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就是把我们今天集体的所有委员所看到、听到的全部不加隐瞒，不加评论，如实地把它写出来，然后发布出来，这个很快了，应该在一个小时左右就完了，有好多签字。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边民，我们也等待你们调查报告结果的出炉。

　　王教授，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叫“躲猫猫”事件，不能不让人想到去年的“周老虎”事件，“周老虎”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实际上上级部门并没有非常及时地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来，但是这个“躲猫猫”事件发生之后，云南省很快就对地方的这种做法，组织了这样一个调查团，怎么看待这种迅捷性的变化？

　　王锡锌：

　　我觉得从去年的“虎”到今年的“猫”，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官方的反应非常迅速，第二是主动正面的回应，第三，它是让网民和社会人士来参与，来提升调查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提升它的公信力。所以这三个方面，我觉得构成了一个官民在知情权问题上的良性互动的标本。

　　当然从刚才网民所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里到底我们是在调查事件的真相还是舆论事件的真相，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网民刚才还提到一点，我觉得也值得我们考虑。就是在网民这样一种非专业化的参与和司法机关的专业化参与之间依然需要有一个对接。

　　主持人：

　　应该说这次躲猫猫事件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感受，“躲猫猫”这个词迅速蹿红了，但这种现象应该说给大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片子，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播放短片)

　　解说：

　　“珍爱生命，不躲猫猫，今天你躲猫猫了没有？”

　　当“躲猫猫”一词在网络上迅速蹿红时，有人把这一词语称为2009年第一流行语。

　　对于“躲猫猫”一词为什么能流行得如此之快，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警民之间有障碍，事件发生后由于警务公开不够透明，达不到老百姓心中所想的“真相”时，老百姓就会认为，一个人在看守所因为“躲猫猫”而死的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因此“躲猫猫”一词才会在网络上成倍“放大”，进而流行起来。

　　很显然，类似这样的感受，很多人已经并非第一次经历。去年由瓮安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俯卧撑”这一流行语就是一个鲜活的事例。

　　去年6月22号，瓮安女孩李树芬外出玩耍时溺水身亡。在随后的事件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公安厅介绍案情情况描述时说，李树芬的朋友当时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其做到第三个俯卧撑时，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了河。很多人认为这一说法在当时的情境下缺乏合理的逻辑依据，怀疑瓮安事件另有引擎。然而，面对调查机构的态度，公众存有质疑又无法进一步获得更多信息时，于是就用“俯卧撑”来戏虐，以表达内心的不满。而这一事件后来发展成为震惊全国的瓮安“6•12”群体性事件。

　　就在今天下午结束的“躲猫猫”事件案情说明和介绍会上，云南晋宁警方表示，把整个事情叫做“躲猫猫”是一种误传，或者是大家对于游戏有不同叫法，其实死者李乔明等人玩的是一种叫做“瞎子摸鱼”的游戏，并详细介绍了案发过程，同时回答了调查团成员的提问。

　　从“俯卧撑”到“躲猫猫”，再到“瞎子摸鱼”，我们看到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这次官方进行的有益探索正在使案情越来越清晰。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中说到，在真相被获知以前，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更倾向于常识，而非警方一面之词的看法。那么该如何澄清“躲猫猫”带来的对警方的质疑呢？彻查真相，并公布于众，除此别无他途。

　　就在前两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迎来了一批接受轮训的学员，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425名县级公安局长，公安部党委日前决定，用半年时间分期批举办县级公安局长专题培训班，将全国2895个县市区的3080名公安局长集中培训一遍。

　　而在轮训的过程当中，积极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等五方面内容，也成为了县级公安局长需要重点培养的能力。

　　很显然，伴随着网络显现出来的监督力量和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意识的逐渐加强，警民双方也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是要想构建警民和谐的良性互动，未来还有许多更加细致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