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保护濒危语言的主角

　　保护濒危语言，是全世界的责任。然而，弱势文化要抵挡全球化浪潮下的强势文化的冲击，离不开学术界的支持，更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所以，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呼吁，希望各国政府作出努力拯救语言文化遗产，以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意识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采取一些措施，有些地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比如在挪威，有一个民族称作萨米人，挪威政府每年拨出3000万欧元来保护萨米人的文化，帮他们搞电台，搞电视，搞双语教学体系。孙宏开教授去年去挪威时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感触很深。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更能体会到多民族、多语言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中的意义，中国政府比世界上很多国家更注重对少数民族及其语言文化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政策。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介入民族语言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孙宏开介绍，当时的政府，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民族政策、民族事务都很重视，当时制定的民族平等、保护民族语言文化的政策法规为以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各民族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落后的状态，建立了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双语教育体制和适应各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学模式。 (下转第六版)

　　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席卷之势，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加速走向濒危的现状，从民间到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保护已然不够，抢救刻不容缓。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各职能部门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措施，把语言保护工作推向前进。

　　2006年11月，国家语委召开了“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新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法规建设进一步向地方、向行业延伸，在这一年又有8个省(区、市)通过了语言文字法的实施办法或意见。

　　双语教育是国家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推行多年的措施。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落后的状态，建立了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双语教育体制和适应各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学模式。据国家语委2007年5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实行民汉双语教学的中小学校已有1万多所，使用21个民族的29种文字开展双语教学，中小学在校生达600多万名，使用民族语文进行教学的各类扫盲班、培训班共有2500多所，学员达100多万名。

　　近两年，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主导下，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又有了新的进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环境建设示范区”项目落地，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建成了“苗族语言环境建设示范区”。

　　在政府推动下，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已有多种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开发了一批应用软件，一些软件已实现Wind°““系统上的运行;各类数据库及专业应用软件不断问世;蒙、藏等几种文字有了电子出版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蒙、藏、朝、维吾尔、彝等文种的网站或网页初步建成;民族文字识别和机器辅助翻译等也有了一定进展。通过搜集整理各民族文字建立的“中华大字符集”，为收集、整理、保存和抢救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工程打下基础。

　　除了计算机操作系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还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电子通讯中。2004年1月，我国推出第一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手机，即维吾尔文手机。2007年，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又成功推出了蒙古文手机，为蒙古族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务。现在，民族同胞不但能通过网络获取天气预报、科技新闻等信息，而且可以利用本民族语言收发手机短信。

　　对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政府一方面在教学和使用上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给予“倾斜”，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文字、声像资料，尽量延缓它们的流失。文化部主持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所界定的诸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第一项即“传统的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其他无形文化遗产门类，如传统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等也多与语言文字载体有关。国务院正组织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包括对语言文化的调查，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的新世纪的国家行动。

　　“濒危语言保护遇上一个好时机。”孙宏开为此感到欣慰。

　　欣慰之余，这位老人也还有更多的焦虑和希冀。濒危语言保护工作与国家民委、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都有联系，但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工作机制，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直接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能有一个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样的机构就好了。”

　　还有一些难题，比如解决资金问题，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母语意识等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支持。

　　要解决这些难题，孙宏开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山铺路。这一建议正通过另一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朝克之手从民间走向庙堂。在去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朝克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今年，他将继续提起这个议案。（郑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