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雪花再次飘落在湖北随州的土地上时，熊振林戴着脚镣手铐，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死刑还是“大赦”。

　　2月27日，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姚志明、审判员冷汉君、吴学义组成的合议庭，对熊振林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二审公开审理。

　　一个多月前，同样是个雪夜，熊振林在连杀8人后仓皇出逃。

　　2月9日，熊振林杀人案在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法官当庭宣判熊振林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月12日，熊振林不服一审判决递交书面上诉状，恳求政府“特赦”。

　　一如一审的情形，二审时，熊振林要求法庭为其进行精神鉴定。

　　“熊振林称自己有精神病，只是一种保命的借口。”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戴正清认为，熊振林是人格偏差，尽管这与精神病并无严格区分，但他不能算作可免予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戴正清说，面临感情和事业两大挫折时，有健全人格的人，用健康、理性的思维或许可以应对，但对熊振林这种人格不健全的人来说，就极易诱发极端事件。

　　心理失衡是引发暴力犯罪、高智商犯罪、缠访、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戴正清告诉记者，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导致人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不管是下岗职工还是在岗人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随着心理压力的增大，各种欲望也随之出现，当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出现了心理失衡。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极度压抑的状态，就会诱发爆发性犯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江皓说，这就好比我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如果车胎上面没有一点儿砂眼，而你又不断地打气，车胎就会因承受不了压力而爆胎。

　　“这两年，许多高层管理机构不断聘请心理学家作心理咨询辅导，许多高级白领甚至官员倾诉说，自己恨不得想杀人，潜意识里不就是一个个‘熊振林’吗？”戴正清说，心理失衡是诱发暴力犯罪、高智商犯罪、缠访、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和疏导，致使悲剧一再上演。

　　心理问题是犯罪结构的关键环节，打破这个环节，就有可能从源头上预防犯罪

　　“很多犯罪行为看起来是偶然的，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犯罪结构，这是长期形成的必然结果。”吴江皓对记者说，犯罪结构包括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个人能力、犯罪动机、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意识和意志力。

　　吴江皓以熊振林案为例分析说，熊振林属于不健全人格，这就决定他在意识层面，也就是人生观、法制观都会出现偏差；他身强力壮，有进行暴力犯罪的可能；感情、事业遇到挫折，对社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产生报复社会的犯罪动机；同时，他所处的环境能够为他提供斧头、鱼叉等作案工具。这些条件都满足，他的犯罪结构已经形成了，所以熊振林杀人是必然的。

　　“但是犯罪结构是可以破坏的，打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我们就有可能制止犯罪。”吴江皓说，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其性格特点和意识的影响，也就是心理预防层面的问题。当一个人存在心理缺陷时，肯定会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能多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发现心理问题时及时进行疏导，就有可能打破这个环节，破坏犯罪结构，从根本上预防犯罪。

　　“我们目前预防犯罪的主要手段，是加强人防、物防和技防。”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街道综治办主任肖建勇告诉记者，他们调处矛盾纠纷，一般是就矛盾本身进行入情入理的化解，还没有从居民心理的层面去发现问题。

　　“从心理层面出发，毕竟太专业了，在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上，我们暂时还不能实现。”肖建勇认为，化解心理问题，对综治维稳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加强“三防”建设的基础上，建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可以更加主动地预防犯罪

　　戴正清告诉记者，目前，司法机关已经认识到心理危机干预对预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大家缺乏的是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知识。这与我国心理卫生的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

　　据了解，我国的心理危机干预还处于萌芽阶段。“群众的心理卫生意识基本上没有、心理咨询机构零零星星、没有全国性的精神卫生立法，这就是目前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现状。”戴正清认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建构，必须从基层开始。在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信访等基层组织中，对工作人员进行心理学方面的培训，让他们具备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能力。这样一来，他们在调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或者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就会发现哪些人存在心理失衡的情况，并及时地进行心理干预，就有可能遏止犯罪的苗头。

　　“如果在熊振林居住地的基层组织中，有那么一两位懂心理学知识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或许悲剧就不会出现。”戴正清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做一个课题，就是“源头维稳心理疏导体系的建构”。(记者 胡新桥 见习记者 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