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合江县电视台“勇敢”地播放了白发老者质问“书记、县长在干什么”的新闻镜头，这则“原汁原味”的新闻在使人震惊的同时，也招致一些善意批评。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领导“恩准”和“御批”的质问与批评，“这种一次性消费可能造成的后果是：选择性批评和批评不能长久”。这位论者希望将这些保障新闻舆论监督的措施制度化、法律化。(《青年话题》3月4日)

　　那位激动的白发老者愤怒的镜头能播出，确实比较“偶然”。一是赶上了县里创建省级卫生县城，书记、县长希望大刀阔斧推进“创卫”，尽量减少各方面阻力，为此不惜拿自己开刀；再就是群众可能又幸运地遇上了思想开明的书记、县长。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做推手，镜头中的老百姓最终获得了一次发声的机会，并且这次发声也引起了舆论共鸣。

　　事发“偶然”，质问和批评来自“恩准”，就一定不值得欢呼吗？我倒是认为，只要能发出声音，只要能切实推进政府信息开放，只要有助于拓宽新闻舆论监督的空间，即便是被恩准的批评，也无大碍。其实，如果把视野稍稍放宽一些，“合江群众质问书记、县长事件”并不孤立。

　　首先是这几年来，政府信息公开一直在向前推进。尽管这个过程有些磕磕绊绊，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惨痛代价，但“允许群众说话”正在成为广大干部的共识。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3月3日在谈到瓮安事件时就明确表态，要“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政府天然地掌握了大量资源、信息，当然要主动一些，“恩准”之类的事情，正是政府听从民意的一种努力，似乎并不能武断地一味视为“政府作秀”。情势使然，别无他途。

　　其次，舆论环境的改善需要合江这样的一例例个案推动。“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化”固然很理想，也让人振奋，但它并不能从天上自己掉下来，而是以渐进方式、经由上下互动、逐渐植入经济社会的。我甚至以为，合江的书记、县长“恩准”一个质问自己的镜头的播出，其意义远远超过签署一个关于建设开放型政府云云的文件。事情都是一点点做出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发一个文件就万事大吉。一个宽容、开放的舆论环境，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个的质问镜头之上的。

　　吕日周主政长治，在《长治日报》公开点名批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一时舆论哗然。尽管其离开长治后，《长治日报》再无类似举动，但要说没有了吕日周的长治“一切恢复原样”，似乎不免有些偏颇。仇和离开了宿迁，又把风风火火的施政作风带到昆明，其鼓励群众监督干部的做法，推进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化。历史的创造需要民众接茬努力，接力推动。在我国目前这样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指望任何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