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善的检察院巡查制度，有效监管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避免‘躲猫猫’事件再次发生。”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在两会上说。

　　“云南‘躲猫猫’事件暴露了监管体制的薄弱环节，即检察机关很难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大多停留在表面，只是看看报告而已，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周光权说。

　　周光权代表认为，看守所由公安机关来管，使很多案件本身由公安机关侦查，然后又放在自己管理的看守所里，因而有时候出问题就是难免的。

　　周光权建议，如果做到执法与司法分离，看守所由第三方看管，可从根本上杜绝“躲猫猫”事件的发生。

　　他说，在现有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能停留在表面，配套措施要跟上，譬如由检察机关参与日常对看守所的巡视，检察机关可独立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谈话等。

　　圆桌访谈

　　针对“躲猫猫”事件，本报专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法学专家，他们认为，目前看守所“侦羁不分”的体制存在问题，应推广“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员”制度，让阳光照进看守所

　　“看守所应与公安机关分离”

　　【问题】

　　嫌疑人生命健康安全堪忧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存在哪些问题？

　　陈卫东：暴露出的直接问题是：在有的看守所，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问题堪忧。

　　首先，监管人员可能疏于防范和制止在押人员之间打架斗殴现象的发生；其次，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容易形成等级分明的小型社会体系，新人处于这个体系的底端，包括人身安全在内的任何权利都处于危险境地；再次，当在押人员遭到侵害时，他们没有可靠的报警系统(比如紧急报警按钮)可以依赖，更不用说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

　　侯欣一：“躲猫猫”事件暴露出“侦羁不分”存在问题。按说，侦查的，批准的，监管的，审判的应该彼此分开，各管一摊，相互制约，现在我国司法权配置上大致是合理的。但看守所是一个长期的漏洞，因为看守所是归公安机关管，“侦羁不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迟夙生：“躲猫猫”案暴露出牢头狱霸的问题。狱霸的出现，看守所里的管教一般是纵容的，在看守所如没有警察做后盾，不可能成为狱霸。

　　【检察室失灵】

　　当地检察室也应被立案

　　新京报：看守所都有检察机关派驻的人员进行监督，效果怎么样？为什么难以杜绝看守人员渎职现象？

　　迟夙生：我国有驻监狱的检察室，但从“躲猫猫”案可以看到，这个是失职了。当班的两个干警渎职被抓，肯定是应该的。我认为检察室的人也应该被立案。还有，侦查部门最初能把这个案子查成“躲猫猫”，也要立案调查。

　　陈卫东：检察机关向羁押场所派驻检察官，是羁押体制改革的重要进步，这一点不能因为“躲猫猫”案而抹杀。但是，目前驻所检察官监督时间、监督方式、监督过程、监督机制，都尚在摸索和完善中，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而且，设置这项制度的前提假设是，驻所检察官是独立和公正的。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驻所检察官与监管人员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靠近，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能超越了职责，就不能指望监督是有效和公正的了。

　　【监控设施损坏】

　　看守所建设被长期轻视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中，说明事实真相最为关键的监控录像一直没有公开。晋宁检方称，看守所的监控设施损坏已经达半年之久，故没有监控录像。这一解释很多网民不满意。

　　陈卫东：在理论上，监控设备损坏半年无人修理可能是真实情况。从中折射的主要不是看守所的乱象和弊端，而是对看守所的长期轻视。

　　在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公安司法人员的意识里，看守所内关的就是一群“人渣”，因此其不值得关心。基于这样的认识，看守所被长期边缘化，看守所建设始终排在各项建设项目之后，只要还能凑合，有关机关通常不愿意主动改善看守所条件。所以说，监控设备长期损坏，与其说是看守所有关人员长期玩忽职守、懈怠工作，不如说是整个社会长期给其传输错误信号的结果。

　　【加大监督】 推广“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制

　　新京报：看守所如何能做到开放透明？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鼓励一切形式的民意监督。你是否同意？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与吉林辽源市，合作开展了羁押场所监督巡视试点项目。具体做法是：在自愿的基础上选取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监督巡视员，不定期到羁押场所(目前限于看守所)开展巡视活动，实地观察看守所各个区域，随机选取在押人员进行访谈，借以了解羁押场所保障在押人员人道待遇、基本生活权利、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的状况，并当场形成巡视报告，将发现的问题呈交相应部门解决，并实时跟踪解决进度和结果。

　　未来我们设想可以将巡视员主体扩大到普通社会民众。该项制度的功能主要是但不限于遏制刑讯逼供，其作用机制是：公检法司以外的体制的群体探访羁押场所，随时发现和反应问题，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

　　新京报：这项试点的效果怎么样？

　　陈卫东：效果非常好，不但实现了上述目的，而且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增进了社会对在押人员的认知，转变了当地社会对在押人员的看法，对在押人员重返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二，增进了社会对看守所工作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看守所不像自己所想是一个充满罪恶、充满人权践踏的场所，而是一个依法运行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侦羁不分】 看守所应与公安机关分离

　　新京报：让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这种思路是否可行？这样的制度设计出发点是什么？

　　侯欣一：“侦羁不分”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是超期羁押。公安机关认为某人有问题，侦查了，但没有侦查清楚，就把他抓到看守所里，到期了也不放。

　　第二是刑讯。有些侦查部门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但证据上又有些瑕疵，为了继续工作需要，先把人关起来。如果关起来你还不说，着急了就可能刑讯逼供，获取口供，按口供再去找证据。

　　第三，看守所里的嫌疑人相互之间的暴力事件经常发生。现在为了防止刑讯，已明确规定不能打，公安人员也知道这是一个底线，怎么办呢？有人就暗示看守所里的所谓“牢头”，帮我打。这种现象经常发生。

　　迟夙生：看守所应该与公安机关分离。现在的情况导致了律师会见难，虽然律师法修改了，但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看守所是公安局管的，所以公安局长一句话，这个犯人不让提，律师就见不了了。如果看守所是司法局管的，就不会这样了，因为看守所不归公安局长管，司法局又是管律师的，有责任保障律师的权利；对改善刑讯逼供也有好处，因为如果嫌疑人被警察殴打致伤，司法局是要承担责任的。

　　【司法改革】 对待疑犯，轻易别羁押

　　新京报：学术界这些年一再呼吁侦羁分开，但似乎一直没有明显进展，难处在哪？

　　侯欣一：据我了解和观察，主要是利益问题。一旦把权限分开，侦羁分离的话，公安机关会觉得对其约束和限制太大，他必须要在侦破的能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说白了就是他们不愿放这个权，因为他现在办案很方便。

　　另外一个方面，是司法行政部门也不一定愿意接收。这也是一个利益问题。看守所羁押的人还没有定罪，不是执行阶段，不像在监狱里那样参与劳动，也就不创造收入，看管这些人员完全是义务和责任，因此司法行政部门也不太愿意要。所以国家在这方面也一直下不了决心。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分开了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

　　侯欣一：对，还需要另外的制度来配套，比如看守所的硬件条件需要改善，我去看过一些看守所，条件比较差，一间看守所里关着好多人，每个人的空间很小，就有可能引起嫌疑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因为当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待判决时，心理承受能力很弱，情绪很浮躁。

　　再有就是进驻看守所的检察人员的职能能够充分发挥，配置的摄像头监控系统如果由检察系统来负责，而不是由公安机关或者将来的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就有制约，情况就会好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观念上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是暴力犯罪，不是有可能串供的重刑犯，轻易别羁押，这是世界上普遍的做法。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一涉嫌就先关起来再说。这个观念要转变，要在维护人权和维持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徐春柳 王石川 赵继成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