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们的另一个顾虑，是复迁房能否如期交到他们手上。截至2008年7月，复迁房刚刚从广州市规划局获得选址意见书，许多手续尚在办理之中。这座“纸上楼阁”未免让部分社员感到不踏实。

　　赵志鹏说，为打消拆迁户这种顾虑，“武广办”曾经设想过先将补偿款发到拆迁户手中，复建房完工后，再由拆迁户按每平方米2500元的成本价回购的方案。“但算一下，这种方案要多拿出1个亿，财政吃不消。”据了解，荔湾区在整个武广铁路拆迁中，为国有厂房、集体土地和拆迁户付出的补偿款总额为2.9亿元。

　　2008年9月17日晚12点，是“武广办”划定的签订协议的最后期限，75户拆迁户中，有61户签订了协议，余下的14户则坚持着自己的诉求。

　　舆论之战

　　9月17日起，为做通“钉子户”的思想工作，“武广办”与社干部多次上门与之谈判，却一次次不欢而散。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14户人家相约，每晚8点在村头榕树下喝啤酒，以示同盟关系。“只要不刮风下雨，到那里准能找到他们。”一位“武广办”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梁兆威是社里第二个签协议的人。作为社干部，他去做同祠堂一位兄弟的工作，结果“他认为我背叛了他们，现在连话都不讲了。”梁兆威对记者叹息道。

　　据知情人介绍，利益之争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加微妙而复杂的原因。

　　增滘联社80%的社员姓梁，分属于5个不同的祠堂。“一方同意的事情，往往另一方就会反对”，一名社员对记者这样形容社中的关系，“就算每人发1000块钱都会吵架。先发谁，后发谁，谁的新，谁的旧，都是问题。”

　　涉及拆迁的75户人家中，有多家以种植花卉为生。生意上的竞争也造成了部分村民间的隔阂与矛盾。此外，2008年底，正是南约生产社社干部换届选举的时候。能否在拆迁中为社员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亦成为参选干部争取选票的重要筹码。

　　事情在去年12月11日这一天起了变化。

　　这一天，“武广办”将已经拆除的部分工地交付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的工人却与未签协议的社员发生了冲突，两名社员被打伤送进医院。

　　两天后，广州某晚报以《拆与不拆 扯火冲突》为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次冲突。根据该晚报的报道，当天，面对轰鸣施工的机械，居民因“担心安全”而“上前劝阻”，“70岁的镜叔干脆站上了钩机的轮带，此举令不远处的三四十名工人不满，双方争持不下……纠缠中，几名老人被撞倒在地，有的手被夹伤，矛盾进一步激化。”

　　报道在网络上迅速被转载，对于“钉子户”的同情之声四起。荔湾区宣传部副部长吴永祺承认，荔湾区及“武广办”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造成了我们那段时间工作的被动。”

　　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挽回工作主动，在区宣传部协调下，“武广办”开始主动向媒体靠拢，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先后4次组织媒体前来报道，无论是冲突还是事件处理，都积极通报进展情况。

　　“广州媒体竞争激烈，老百姓喜欢‘报料’，所以我们也要主动‘报料’。”吴永祺说。

　　铁路方也学会了向媒体大诉苦水。那段时间，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反复向媒体提及的一个数字便是：每停工一天，因施工队伍、机械停工而造成的国家损失高达50万元。

　　政府的主动“报料”和开放姿态使得舆论态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多数媒体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客观报道，网络的转载使“钉子户卡住武广线”一时升级为公共话题。舆论环境迅速朝着向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12月30日，《广州日报》对此事配发的评论为《保护私权不能伤及国家利益》，《新快报》则援引相关法律指出《如拒执行裁决将可依法强拆》。

　　最后的博弈

　　2009年1月1日到13日，14户人家陆续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

　　1月14日，广州数家媒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武广线拔除最后两“牛钉”》。

　　从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13日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令梁培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诉求？

　　“我们打的是‘温情牌’”。赵志鹏说。

　　“突破口”从送进医院的被打伤社员开始。“武广办”派人买花买东西送到医院，看望伤者，顺带趁热打铁，做通工作。

　　一些社员对“武广办”不信任，“你们这是个临时机构，过几天就撤了，有了问题我们找谁去？”

　　2008年12月22日起，荔湾区由区委副书记罗思源挂帅，从信访局、法制局、维稳办等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前往增滘“公关”，不少区领导亲自出面同“钉子户”谈判。工作组利用元旦集中与“钉子户”谈判，“分头包干调解，白天去晚上去，一天去几趟”。

　　一名“钉子户”对复迁房如期完工有疑虑。“要是建成烂尾楼怎么办？”“如果你有担心，把我的房产证押给你好了。”荔湾区副区长陈玉亮这样表示。

　　区领导的出面，让部分“钉子户”感到“多少有了点面子”，也乐于“下个台阶”。

　　“我们最后是被各个击破的”，梁培承认说。

　　最终的结果不免让“钉子户”们有些沮丧。3个月的坚持，他们不仅未争取到任何一点额外利益，还比首批签约拆迁户每平方米少了50元补偿。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以区别于那些首批签约的拆迁户”，赵志鹏说。

　　不过，在补偿标准之外，“武广办”及荔湾区政府作了尽可能的努力与让步。

　　“我们帮他们中的一些人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荔湾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黄荣元说，“在就业、入学、养老等与拆迁无关的问题上，最大限度给以协助”。

　　“不过，从根本上说，这说明我们的补偿方案能够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赵志鹏说。担任“武广办”负责人一职以来，他自嘲自己“头上添了许多白发”。

　　寻找平衡点

　　争执不下之时，“武广办”曾经想过申请法院强拆。“但等不及，一进司法程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而事件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回顾与“钉子户”之争，赵志鹏总结认为“前期工作如果更细些会更好。”

　　“整个拆迁期间，政府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考虑清楚。”梁培对记者报怨道。

　　不少区政府官员承认，对于拆迁户而言，拆迁意味着他们从独门独户的居住转变为公寓式居住，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肯定是做出了牺牲”。

　　拆迁期间，亦有社员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出质疑：早在2003年就有征地的消息传出，为何五六年过去了，连块复建房的地都没选好？

　　赵志鹏对此的解释是，2003年只是有关部门形成意向，真正的工作是2005年后开展的。此外，在复迁房选址工作中经历了波折，第一次选址因过于靠近铁路未通过环评，不得不重新选择。不过他也承认，如果把前期工作做得更扎实些，“把建好的复建房放在村民面前，工作肯定容易得多。”

　　“对地方政府而言，现在拆迁工作不是第一难，也差不多是最难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区政府官员这样感慨，“为何如今钉子户层出不穷？从一个钉子到一个钉群？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这名官员指出，在拆迁问题上，香港同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说与拆迁户的谈判工作，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向专业社工购买服务，利用其专业经验出面沟通，效果好而且不易产生冲突。但我们这里，是政府将这部分沟通、安抚的职责包揽了下来。”

　　黄荣元则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必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这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现在就是保佑复建房按期交付吧。” 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梁培面对记者不愿多谈，这句话已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王舒怀 傅丁根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