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不是“一言堂”，也不是“躲猫猫”，更不是前面刚问责、后面就“带病复出”。随意化的问责不但起不到制度性震慑作用，而且也会堵塞官员的正常复出通道。

　　广州官员被问责将有据可依！据悉，《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已获批准，4月1日将开始施行。原岗位犯错调职后仍要追究责任、不配合舆论监督要被问责、被问责后一年内不得提拔等都写入《办法》，其中官员被问责要公开道歉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

　　制订官员问责办法，广州不是第一个，自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各地都有不同的官员问责规定。相比较以前官员问责的笼统化规定，广州在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哪些过失要问责，采取什么样的问责，问责官员如何复出，将官员问责真正具体化。抛开其多个亮点不谈，其积极意义在于以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推动官员问责的规范化，让官员问责有章可循，不再随意化。

　　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比较严格的官员问责制度，对重大失误和事故，除了直接当事人之外，有关官员都要受到问责，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我国的官员问责虽然早已启动，但过去的问责“只有制度、没有规范”，或者说我们有问责制，但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标准。这种问责的大而泛之，导致官员问责太过于随意：其一，是否问责、如何问责，大都由地方、部门各自确定。媒体曝光了，民意激愤了，相关部门就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代，这不符合“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责任伦理；其二，问责往往因人而异。该问责的不被问责，或者问责过了头，甚至出现官员开会打瞌睡即被免职的粗暴式问责。至于被问责的官员能否复出、多长时间才能复出等，更是一头雾水。

　　对渎职失职官员自然需要问责，但问责首先应在科学界定官员过失的前提下，再对其作出与过失行为相当的问责。而不是个别领导“一言堂”，也不是与舆论监督“躲猫猫”，更不是前面刚被公开问责、旋即静悄悄“带病复出”。随意化的问责不但起不到制度性震慑作用，而且也会堵塞官员的正常复出通道。

　　那么在《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之外，到底该如何问责官员？广州对问责官员的具体规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明确了八种问责方式，以及七类问责情形，让问责真正做到有据可依。像应组织听证而未组织、不配合舆论监督等细节，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否以此规定，推动官员问责从随意化到规范化的转折，值得期待。

　　当然，《办法》有关被问责官员“一年内不得提拔”、“须公开道歉”的规定也有值得推敲之处。被问责官员一年不提拔，这个期限是否太短？责令的公开道歉又能有多大的诚意？不是说问题官员不能复出、晋升，但是一年的期限显得我们对于失职官员过于宽容；也不是说公开道歉没必要，而是只有那种发自内心的自省，才能让官员深深懂得“责任重于泰山”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