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意见》的出台，是为“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活动。”

　　腐败问题是个焦点问题,就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说明这项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

　　反腐败本应保持高度的严肃性。但最高院有关负责人也认识到：“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不够规范。”

　　这也是群众经常感到不解与困惑的地方:差不多同样的受贿情节、金额、危害，最终的实际量刑是天壤之别，涉案金额少的掉了脑袋，被处死刑，涉案金额高的反只领到无期徒刑。有领刑的，也有缓刑的。“同样是贪官，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千差万别的判例，既有损法律的威严与公正，也损害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期待与热情，损害社会对司法的信心。也不利一项判决所产生的杀鸡骇猴效果，贪官会心存侥幸，认为即使“伸手被捉了”，还是有轻判的可能。

　　当然，那些被轻判的贪官，都有一个“自首、立功”的理由，但到底是何理由，往往语焉不祥，公众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纵然每一个“自首、立功”是确有其事，但如果没有具体的“说法”：立功在何处，有多大的功可以让抵消部份罪过。这些事不说清楚，公众自会“胡思乱想”，怀疑其真实性。

　　贪官轻判的失范诚然受制于认定标准的不统一，更关键的是轻判的理由要公开透明，真相不公开便是一切议论的源头，拔出萝卜了，他交待了哪些“泥”，理应开诚布公。要不然，“你知他知我们不知”，又如何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又如何能防民之口？

　　诚如《意见》中所提到的，是不是犯罪本人检举的，有没有具体的“揭发”行为，提供的线索有无实际作用，都要让人明白才好。

　　比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因受贿合计人民币603万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认为，马德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其行为不符合重大立功的构成要件。“据了解，马德在审查期间，检举揭发了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等人的受贿行为。”

　　这个说法就很清楚，马德检举了王慎义等人，有“立功”表现，但立的功还不算大。判死缓是不是轻恕了犯罪分子，公众自有公论。

　　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696万余元,法院判决认为：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应当适用死刑刑罚。鉴于刘志华案发后能主动坦白部分犯罪事实，绝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遂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对刘志华从轻发落的说法是“主动坦白部分犯罪事实”，属有“自首”情节。但是不是真的主动，如何主动的，坦白了哪些事实，并无详情。公众不明白，刘志华也“不服”，一审后还提出了上诉。

　　可见，对贪官的“自首、立功”非说清楚不可，要不然，社会上不明就里，贪官还会四处喊冤，司法机关是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啊。

　　一个贪官被宣判的时候，其交待的线索也早经查证了，应已不影响被检举出来的新案侦查，公开一下又有何不妥呢？

　　公众有知情权，贪官的“自首、立功”不应“躲猫猫”。建议在贪官被宣判时，其“自首、立功”的表现不妨来个“判前公示”，以昭告天下，取信于民，也不给贪官有叫屈的借口，岂不两全其美。(余人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