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的做法被专家质疑是转嫁矛盾花钱买形象

　　浙江省宁波市最近传出新闻：海曙区城管局聘请了“城管监督员”，专门给自己的工作挑刺。但这一做法也遭到相关专家质疑，认为是转移矛盾，政府花钱买形象，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记者近日专程赶赴宁波海曙，一探究竟。

　　监督员受聘于物业专给城市挑毛病

　　早上8点，宁波市海曙区街头，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骑着电动车驶过。突然一个急刹车，他停在了日新街口几袋建筑垃圾边，拿出包里相机模样的机器，对准垃圾，左一张右一张，聚精会神地拍起照来……

　　这名年轻人叫汪四生，半年前从安徽来到宁波打工，现在是海曙区53位“城管监督员”中的一员。

　　城市管理监督员，又叫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员”。海曙区城管局副局长金郁康告诉记者，去年8月，海曙区城管局通过公开招投标，将信息采集工作外包给亚太物业公司。政府出资170万元，由物业公司负责招聘、组织、管理人员，负责巡逻全区，采集商家跨门、占道经营、窨井盖破损或丢失、道路积水、绿化被破坏等城管问题。

　　每天从上午8点到晚上9点，“城管监督员”必须在工作区域内巡查，发现问题后，通过手中的“城管通”拍照、传输信息至城管数字平台的指挥中心，并要在规定时间内，传送问题解决与否的反馈信息。

　　亚太物业公司负责人姚剑峰对记者说，海曙区占地28.7平方公里，按街道被划分成40个网格，“城管监督员”每人负责一块区域。

　　“一旦有问题采集员没发现，却被市民举报，政府拨的款就会打折扣。”姚剑峰告诉记者，城管局对他们的考核非常严格，比如，月湖区域的采集员一天采集的问题如果少于20个，将马上影响绩效考核；而年终发现问题量最大的采集员，将获得一笔额外的奖励。

　　市政有了监督员后工作不敢怠慢

　　位于东海之滨、长三角南翼的宁波，有着“东方大港”的国际美誉，是浙江省的经济重镇、交通枢纽。海曙区是宁波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是宁波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此重要的地位，让城管部门倍感压力巨大。

　　“城区面积广，来往人流量大，城市在建项目多，社会关系复杂、矛盾突出，如果城管部门将工作重心都放在发现问题上，谁来解决问题呢？”海曙区城管局信息采集科科长厉娜说，以前因为发现不及时、解决效率不高等问题，当地老百姓对城管的满意度，几年都在40%左右。

　　“以前丢失一个窨井盖，举报一个月没下文；现在一个小时就解决了。”厉娜说，最近市民举报的问题数量大幅减少。

　　遇到窨井盖缺失报告，必须4个小时内解决；遇到道路破损，必须24小时内进行过渡处理维护，5天内修复完成……在一份有关城市管理的考核表格中，记者看到多达200余项的规定。

　　“城管信息员把信息报上来了，我们市政如果没在规定时间内解决问题，也会被直接扣分。”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科长黄力平对记者感叹说，“自从有了这第三只眼盯着，工作强度明显增加，不敢怠慢啊。”

　　“新做法最大的好处是政府管事，物业管人。”金郁康对记者说，“将信息采集工作外包，引入第三方监督，一方面能更及时、主动地发现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轻城管部门负担，将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落实问题、解决问题、服务民生上，有利于树立城管新形象。”

　　海曙区城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四个月里，“城管监督员”共上报案件45695件，平均每天近400件。在城管局方面，除去一些不在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按期结案率达到7成以上，最终结案率更是高达99.89%。群众对此比较满意。

　　专家这是转嫁矛盾花钱买形象

　　虽然群众的满意度有所提升，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海曙区“信息采集员”的工作环境并不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采集员对记者诉苦说，这活得罪人，不好干。前几天，他刚开拍占道经营摊贩的照片，摊主就已经靠近要抢“城市通”了。“对方推着我的肩膀，恶狠狠地说，你多什么事！要不是正好有警察路过，我说不定会被打。”他说。

　　“挨骂、遭威胁是家常便饭。”姚剑峰说，为了保险起见，现在公司为每位采集员都购买了人身保险。在平时，也一再提醒他们要注意工作安全，尽量采取侧面、背面等隐蔽方式拍摄，避免正面冲突。

　　记者问，一旦出事怎么办？“那就只能依靠公安机关了。”姚剑峰有点无奈地笑着说。

　　“这是把吃力的工作承包出去，把讨好的工作承担下来。海曙城管的这一做法，是转嫁矛盾，乱花纳税人的钱为自己买形象。”对海曙城管的新做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表示质疑。

　　在杨建华看来，老百姓对城管形象的反感，与城管强制、暴力执法密不可分。城管部门负责的事项，解决问题的方法、机制，与社会发展不相吻合，才导致矛盾不断出现。

　　“比如设摊经营问题，本来就不能硬处理。尤其在当前遭遇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城管更应该以柔性、理性的方法来保护社会底层人群维持生计。”杨建华说，“但现在，海曙城管在对小摊小贩的行为是否违法都尚无界定的前提下，就让信息采集员以裁判者的身份提前介入。这样一来，没矛盾也会引发矛盾，信息采集员最终也会成为矛盾冲突的主体与受害者。”

　　“由采集员采集信息，执法人员执法，将城管职能分解的做法，较以往发现即处理的做法有所进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夏立安教授在表达上述观点后，也表示了他的疑虑：每位居民都有义务参与城市管理，群众举报本来就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手段。像海曙区这样使用财政经费聘请专职信息采集员，是否存在机构重复建设问题？其人员没有经过培训，是否具备一定的应对危机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其经费支出是否合乎财政支出程序？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夏立安认为，改变城管形象，不能只靠监督。要真正解决城管问题，还需要走法制化途径，通过制定城市管理条例，对城管管理的项目、执法方式、考评标准等作出符合社会发展的、人性化的详细规定。只有依法行政，明确职责，才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报记者 陈东升 本报实习生 王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