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中

　　中国注重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预防腐败工作广泛而深刻地融入了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国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引导领导干部继承优良传统，牢记根本宗旨，心系人民群众，树立公仆意识，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反腐败职能部门按照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的要求，大力抓好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自律工作，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活动，面向全党全社会建设廉政文化，营造了廉荣贪耻的社会舆论氛围。一方面，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重点，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树立良好作风教育。认真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行为，促使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模范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另一方面，面向全党全社会建设廉政文化。中央纪委监察部积极协调全国妇联、教育部、国资委、农业部、民政部等相关部委，各牵头部门成立领导机构，下发专门意见，开展家庭助廉、读书思廉、学习促廉活动，举办座谈会、现场会、研讨会等，稳步推进廉政文化“五进”工作。

　　大力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中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从政策性措施推进到体制机制建设。据《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现行法规制度全书》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12月至2005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法规有1146件，其中涉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法规制度有167件。之后，又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对预防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走过了从政策性措施到体制机制建设的路程。一是政策性措施效果明显。1998年7月，党中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同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从中央党政机关开始，都要与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在职能、财务、人员、名称四个方面实现全面脱钩。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为深入推进预防腐败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1998年11月，中央颁布实施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之后，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各地区、各部门也随之制定了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纪委组织协调的职责和任务、方式和程序、组织协调的保障等。三是我国建立了专业化工作机构。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揭牌，这是我国预防腐败科学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四是我国提出并实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又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预防腐败作为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稳步推进。五是以改革推进制度化建设成效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制度改革，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和投资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改革，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等，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创新了管理方式和手段，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公开、透明、高效的服务，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建立了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的管理机制，从根本上遏制了许多腐败问题，促进了预防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同时，深入推进监督工作，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一是党的各级组织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并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发挥各方面监督的积极作用。二是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已逐步成为政府施政和群众监督的重要制度。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预防腐败工作仍面临一些问题，加强预防腐败仍是一项艰巨任务。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加大对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力度，加大协调指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预防腐败工作力度，加强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不断探索新时期预防腐败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预防腐败的工作方式，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陈国仕 作者系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