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就是在松山。

　　方军：就是在松山，我采访他的时候他90岁，他跟我说，他说我再也不愿意回忆那段情景了，我希望这段历史永远在我心目中忘却掉，当时这面山和这面山上很多的暗堡，等中国军队冲到跟前了，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敌人把那些暗堡门打开，所以我觉得《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有很多情景就像松山战役，他说他的一个营六百多人，就看着在那儿死，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老人，他叫吴昌岌，这个吴昌显在北京通县上学，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到黄埔军校去念书，到黄埔军校以后他就随着中国军队一直打到滇西，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他的团打松山的时候，五百多人都死了，伤一千多人，所以这个老人他就说，他永远不回来了，他要永远跟着他的士兵，他是团参谋长。

　　李小萌：他是哪里人？

　　方军：他老家是山东人，他爸爸带着他又去过河南，他上学的时候是在北京通县上学，是这样一个老人，说一口的北京话。很多人是他的下级，都牺牲在那儿了，他放不下这些人。

　　李小萌：当您采访这些算是战争幸存者的时候，看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对您有什么触动吗？

　　方军：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多士兵生活都非常贫困，你们想象不到，他每天用一个大铁锅煮两个老玉米，铁锅边上都是锈，上午吃一个老玉米，下午吃一个，所以我跟这些老兵在一起有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像200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腾冲抗战的最后62个老兵》，我跟他们一起去国殇墓园去献花，这些老兵折胳膊断腿，但是他们互相搀扶着，不让人家扶，要自己走到战友的墓碑前面去。

　　李小萌：每个人腰板其实都挺直的，您看第一位，昂首挺胸的，虽然是白胡子了，拄着拐杖。

　　方军：是，而且他们在墓碑前高呼三个口号，一个是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一个是为国家牺牲的军人们万岁，还有就是中华民族万岁。刚才说这些老兵，2003年他们是最后的62个人，到现在还剩12个人，50个人都故去了。

　　1942年3月至1945年3月，应英军邀请，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滇西投入兵力约40万，实现了保卫海外运送援华物资惟一通道——滇缅公路的战略目标，揭开了正面战场的反攻序幕。为此，中国远征军牺牲官兵约20万。

　　李小萌：这么短短几年当中。

　　方军：像这个老人也去世了。

　　李小萌：哪一年？

　　方军：他是两年前去世的，到现在他还没有墓碑，张家福老人跟您讲述过去的历史，他也会要讲讲现在他的处境。

　　李小萌：他是平和的吗？他有什么愿望还没有达成吗？

　　方军：不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那些好像还不是特别重要，但是精神上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忘记他们。

　　李小萌：想起中国远征军在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在缅甸抗战，您脑海里浮现的是怎么样一种图景？

　　方军：不能说他们是最惨烈的，因为我采访的亲历过战争的十种人，都是惨烈的，都是充满了悲伤，充满了血和泪。我不停地采访，我觉得我不能停下来，要写放在以后再写，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八九十岁，如果我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一两年吧，就应该是口述史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要是研究抗战史，任何战争博物馆都有三点，叫人证、物证、口述史，缺了一样就没有生命力。

　　李小萌：我看了您的个人经历，我有一点非常感兴趣，您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伯父、叔父都是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家里有这样的历史，而您在成年之后自己去学了日语，又到日本去工作，现在研究抗日战争，同时还有很多日本老兵的朋友，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您究竟是怎么样看待这段历史的呢？

　　方军：战争已经过去64年了，因为我在日本待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平和地看待这段历史，不管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首先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尊重自己，应该尊重自己，像这次《我的团长我的团》，我认为就是尊重自己的开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地雷战、地道战、台儿庄战役，我觉得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不断地总结战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断地改变自己、修正自己，让世界各国都沿着一条和平的路走下去，这是非常好的。我是觉得将来的人，将来的中日关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是应该更多地总结过去中国人为国家流血牺牲的这些事实，就是应该先尊重自己。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好男儿，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流血牺牲，应该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是尊重自己的开始。

　　李小萌：在了解战争和写战争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作者的心灵也在受到战争的一种摧残我觉得，因为你要去想那个血腥，去体会当时人们的心情，但同时你要为了希望和光明去写作，您怎么去面对这种挣扎呢？

　　方军：我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我给日本记者当秘书，所以我的很多采访，包括我的写作，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受他们的传染，日本记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状态？就是记录，毫不评说，也不大投入感情，他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把这些故事留给其他人，可能是我跟他们工作时间太长。

　　李小萌：控制住，为了自己为了能够走得长远，不要过多地投入感情在一个点上，在一个事儿上是吧，有没有失控的时候？

　　方军：有，很多时候，像我在云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军医，他叫李直，他是个少校，我去了以后他给我讲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像这就是李直，这是这些腾冲抗战最后的62个老兵，这是国殇墓园上面所有的墓碑，八千多个墓碑，我的天，可不得了。这个李直是个少校，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他就说打腾冲战役的时候，很多伤员，这些伤员腿都被打折了，他给包扎了以后，这些人爬着再爬回前线，而且很多伤员抬下来之后，很多华侨、中国人，大家互相下跪，要争这个抬担架的机会，当时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的时候就是这种情景，它和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大量逃跑，像9.18事变，才五千日本兵，22万关东军，就是中国的东北军撤回关内，像卢沟桥事变才一万日本兵，居然打得29军十万人在这儿，撤退。到滇西抗战这种反攻的时候已经永远不在了，所以你问我难受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讲故事的时候，院子里鲜花盛开，那种香气沁人心脾，等我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所以宝山电视台很多记者都说李直上校已经去世了，我说我还要去看看他，我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看见那些树上的那些花已经凋零了，院子里没有生气，但是我就站在门口敲门，不断地敲门，我想李直少校一定能体验到北京人来看他，而且这么多人还在关心他。所以我在李直家不断地敲门，等我回头的时候我看见宝山电视台的几个记者站在我身后，他们都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