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金融危机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问题

　　1.宜工不宜农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现。

　　农民工群体在30年的发展中，其外出务工表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即非农收入阶段，非农就业阶段和非农职业阶段。农民工从一开始的为寻求非农收入作为务农收入的补充，农闲务工、农忙返乡阶段，发展到以非农就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内部务工、务农的阶段，出现了以个人常年在外务工的情况，而目前则表现出更加重视非农就业的职业性，开始寻求其非农就业职业化发展的特点，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夫妻双方围绕着职业化务工来安排家庭生活。

　　这三个阶段背后隐含的是劳动力与土地资本的结合正在转变为劳动力与工业或者商业资本的日益紧密的结合。特别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能力、“农民”身份认同、非农职业化需求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表现出明显差异：与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宜工不宜农”，他们较少参与农业劳动，即使返乡后在家待着也不愿意务农，因为他们觉得在外务工两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在家种一年地的收入；与上一代农民工所具有的强烈的对自身“农民”身份认同不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与上一代农民工定点定时往返的“候鸟式”流动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间长期漂流。由于土地不再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因此他们更加重视非农就业的职业性，开始寻求非农就业的职业化发展。所以，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打工生涯。

　　2.目前农民工非农就业缺乏有效的职业规划。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职业化是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力资本流动的必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民工收入并没有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出现一个较长的上升周期，而是出现了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在进入一定年龄后快速下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工一方面缺少足够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都没有规划农民工的职业生涯。就政府来说，许多地方依然认为农民工只是暂时在城市打工，若干年之后回到农村继续生活或者养老，他们最终的归属是农村，最终的职业还是种地；就企业而言，其本身并没有培训农民工和帮助他们做职业规划的职能，只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选择对他们有用的劳动力；而农民工本身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职业的认识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路和想法，只要有相对较高和稳定的收入的工作，无论条件多么恶劣，劳动强度多么大，都会成为他们的选择，自身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做有效的职业规划的能力。

　　所以，农民工非农职业生涯缺乏一个稳定上升周期，很大程度是其缺少职业规划所造成的。同时，缺少职业规划也使得他们没有相应的工作技能，多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生产过程中更容易被淘汰，或者无法有效应对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条件变化的冲击。

　　3.农民工流动迫切需要加强有效的组织化平台建设。

　　目前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极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会和亲属网络。此次调研发现农民工在其身份转变及非农就业的职业化过程中，亟需一个有效平台帮助他们实现转换和跨越。这种平台提供的不仅仅是就业信息，还应当包括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生涯规划和权利维护等等内容，在农民工进行务工的职业化过程中，发挥黏合剂的作用，将农民工组织起来，使其能够应对市场变动的风险。

　　相对而言，目前在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化平台建设方面，以流入地为主的相关平台建设的实际效果更好一些。此次调研中，我们走访了劳务市场、民间职业培训机构及新市民培训机构，发现一些习惯于通过劳务市场求职的农民工，其求职信心相对较高，多年的务工及求职经历，使其对工作岗位转换期间的失业风险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抗风险能力；民间职业培训机构则通过免费培训、组织就业、跟踪保障等一系列机制设计，为农民工提供了较好的务工服务；民间新市民培训机构则立足于社区，为社区内的务工农民工提供综合素质训练，此举不仅吸引了部分农民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企业主，从而使新市民培训成为直接连接用人单位和有进取心的农民工之间的互信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