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分子群体历来更加强调“建构”，主张通过主动参与政治来改变社会，因此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更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郭奔胜　季明代群

　　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经济成分的多样、利益格局的分化，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广阔背景的网络时代，形成了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近年来，多种迹象显示，知识界逐渐涌现被称之为民间“意见领袖”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不少人看来，这个群体力图成为超阶层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并借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积极批判现实，质疑“主流”的态度常常影响社会舆论的形成与走向。

　　社会转型催生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知识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以及传统道德式微，学界于是爆发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潮，并从90年代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抛出这一概念的学者，将知识界的“意见领袖”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国内，这一概念却是通过某些媒体造势而引起关注的。2004年南方某杂志推出这方面的评选人士，将这一概念推向大众，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论和关注。其评选采用了这样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此外，还宣称：在我们这个制度转型社会，几乎所有历史的经验都表明，那些选择关怀和批判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势必成为转型时期一种显赫的意见领袖。

　　之后曾引发口水战，有人认为纯粹是媒体“炒作”概念，有人认为是少数学者的“自我拔高”，甚至有入选者也对这一“桂冠”感到疑惑，发文称自己“无法影响中国”。也有人从传媒角度分析说，推出这一概念的媒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哗然就没有意思了。

　　争议也好，炒作也罢，的确有部分在公众领域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因此更加受人关注。

　　有学者认为，在公众领域活跃的知识分子的兴起，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有必然联系。特别是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经济上要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废除政企不分；政治上要求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上要求进一步多元化，保障公民权利。

　　有专家预言，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转轨相适应，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将逐渐生成，而其两大支柱，知识界“意见领袖”和独立的民间社团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他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

　　借助互联网成为“意见领袖”

　　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民间“意见领袖”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借助互联网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将之作为传播观念，表达主张，影响公众的“主阵地”；通过在一些重大公共事务中积极批判现实，发出质疑，与网民、媒体之间形成互动，产生影响。

　　上网检索可以看到，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大多在网站上开设了博客、专栏，及时对重大社会问题评论跟进。同时，各大网站出于商业利益和聚集人气的目的，也以他们的博客、专栏作为吸引网民眼球的一大手段。

　　一位四川作家说，自己每天写博客没有一分钱收入，发表言论的动力不是稿费，而是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因为网络的言论宽松，比纸质印刷品的限制小，时效高得多，被转载传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馈、进行交流讨论也容易得多。记者发现，其博客的点击率、跟帖率都相当高，经常是一篇博文后面有十多页跟帖。

　　与一般人印象中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一被称为民间“意见领袖”的群体，给人感觉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在重大事件中力求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作用。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部分法学学者联名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从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把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问题推到台前，并很快成为互联网的主流舆论，使网上汹涌的民意转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最终推动废止了这部法规。有媒体因此评论说：“这些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知识与胆识，推动了中国民主和法制向纵深发展。”

　　从“孙志刚事件”开始，到后来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知识界的“意见领袖”往往成了民间舆论的代言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2007年，厦门PX化工项目风波中，有的专栏作家不断通过互联网、报刊对PX项目发出质疑，引起了民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推进，并最终被选为“市民代表”与政府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