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陕西神木县挂职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神木县挂职办对全县挂职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后，近日，取消挂职后赋闲在家的41名干部的2009年度挂职资格，终止具备双重身份的26名干部2009年度挂职资格。据悉，神木县干部挂职从2006年开始，截至2008年底，全县挂职干部达2389人次。(4月26日《新京报》)

　　一个总人口只有37.8万、农民年收入仅3594元、城镇居民年收入才8825元的贫困县，单是挂职干部，县财政竟要背扛2389人次之多，的确应算是“数字揭秘性”新闻了。

　　神木曝光出这支庞大的挂职干部队伍，只是一个新闻的“数字触点”，实际上它早就成了一个官场侧影。尽管“挂职干部”这一干部人事运作形态未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更未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成型制度出台，但它已在中国走过了20多个春秋。最初是学者到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挂职，后来挂职的视角逐渐下移，空间也开始拉大，连一个县都有数千干部挂职到乡镇或国企、集体、私企去培养和锻炼。应该说，机关干部到基层挂职，出发点原本没错，既可锻炼干部，又能指导基层工作，特别是，让这些挂职干部成为架起干群和谐关系的一座座“人桥”。

　　然而，好初衷未必有好结果。由于一直没有相关监督与约束机制的配套跟进，使这一办法很快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不少地方将这种干部锻炼方式变成一种“空间折腾”，并最终流于形式。可以这样说，这种现象在全国比较普遍，尤其在中西部和东部一些基层区县，另外在一些国企和教育部门也很严重。仅是神木县一个挂职办的一次调查，便查出这么多“闲人”挂职在家吃着财政饭，那么，其他地方的“挂职办”只要去摸一回底，收获一定多多。

　　这些无事可做或“挂职乱做”的挂职干部，浪费着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要知道，我国需要投放财政的地方太多，拿公共教育投入来说，16年一直未实现财政投入占GDP的4%的目标；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一直是捉襟见肘。如果能减少和节约行政成本，让公职人员的安排做到“一个钉子一个眼”，杜绝职位浪费与闲置的现象发生，那么，财政资金必会多投入到社会最急需的地方。于此，我建议组织和人事部门，彻查和清理各地挂职干部的吃空饷现象，并尽快启动历史评价程序，科学评估此法的优劣，最终找到明确的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