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解释

　　对于不予受理的法律适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海淀法院给高立英和朱福祥的裁定书上，看到了这样的表述：“依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裁定不予受理。”这一条款也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不予受理的裁定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表达。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民间公益组织公盟在向最高院申请对该条款进行司法解释的信中称：海淀法院似乎倾向于认为，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时，似只能“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而不能走包括诉讼在内的其他救济渠道。

　　这一思路的自然延伸，是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解释。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解释就是：只有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才能“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多位专家撰文表示，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不能算作“具体行政行为”因而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话，就等于豁免了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上的法定义务，因而可能会让这一备受期待的《条例》因缺乏最终的救济而成为一纸空文。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告诉本刊记者，法院这一解释，事实上反映了法院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尴尬处境。

　　一般的行政诉讼案件对于法院的困扰，对于信息公开的案件同样适用。现在新增了两个技术上的难题，一是如何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二是在政府部门答复“信息不存在”时，法院如何接招。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与研究中心主任王锡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条例》实施面临的最主要的一个难题，是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制度上，保密与公开都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几千年的保密传统让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关系。况且，界定两者边界的权力不在法院，而在保密局。

　　“信息不存在”的答复则让法院陷入了难以取证的难题。“除非有人此前曾经记录过类似的发布。”北京维权人士、曾经多次申请过政府信息公开的任晨光说：“否则没有办法。”

　　还有一些中国特色语境下的答复，也让法院左右为难。比如国家某机关曾在答复一份要求公开中央部委的违规情况的申请时，在拒绝公开时给出过“影响社会稳定”的答复。“这已经把一个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判断。”王锡锌说。

　　技术上的突破

　　这些问题纠缠不休的原因之一，在王锡锌看来，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没有在《条例》中明示。

　　王锡锌认为，这一原则虽然在国外不言自明，但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里，不规定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就意味着对这一原则的排斥。

　　但他并不认为在目前的困境下，法院注定无所作为。“抛开一些机构性的困扰，法院事实上可以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比如，对于一些涉密的案件，法院完全没必要概不受理，只要在判决中注明‘此案涉及保密，本院没有权力接触’即可。”王说，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将压力传导到下一个环节。“而社会的进步，就在于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向下一个环节推动。”

　　上海市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唯一的一例胜诉判决，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思路的良好实践。在《条例》实施两周之际，狮头染料公司向上海市科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开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认定办公室自1994年起至今认定上海市染料研究所(现上海市染料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程序及相关材料。

　　上海市科委受理后，于同日作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认为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以及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不应予以公布。狮头染料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审理后认为，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区分处理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部分公开，及其获取的方式和途径。狮头染料公司申请的有关政府信息内容并不能全部被商业秘密或者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信息所涵盖。科委对此未作甄别和区分处理，而是均不予公开，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最后，黄浦区法院判决撤销科委作出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在上海市科委的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报告上，这一案件被和盘端出，与那些声称没有一件复议和诉讼的年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