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的啃噬

　　在李兆泉的搬仓行径中，我们看到了九一矿井井长应利新的名字。九一矿井是煤矿下属矿井中产量最大的一个，以向煤矿职工对内发包的方式运营。2006年，应利新等7人承包了九一矿井，除应利新外，其他人全是李兆泉的亲戚，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李兆贵。由于承包人都是自家人，李兆泉没有要求九一矿井承包人承担任何亏损责任，矿井的亏损数字都是从账面上直接往下一年结转。九一矿井的承包合同兑现不了，造成了矿井盈利归承包者个人所有，而亏损则由国家负担的反常现象。

　　在两年承包期内，李兆贵、应利新等人效仿李兆泉，采取收取销售煤款不入账的方式，共截留公款68万余元。除一部分用于矿井内部事务外，其余33万余元被李兆贵和应利新等人平分。

　　前不久，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李兆泉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李兆贵、应利新等人也因贪污、受贿等犯罪，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监督缺失后，管理弊端一览无余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从2004年起，李兆泉对下属矿井实行对内发包，然后每年从下属矿井抽取利润，用于上交上级主管部门及如期发放煤矿职工工资等。在煤矿实际对外欠了大笔工程款及销售货款的真实情况下，李兆泉所营造的煤矿年盈利额200余万元的“繁荣”假象，蒙蔽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双眼。在李兆泉的任期内，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对该煤矿开展过一次实质性的财务审计活动。在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煤矿内部工作人员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在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李兆泉一个人说了算，导致煤矿管理出现了种种弊端，最终引发煤矿内部的这两起贪污串案。”这位检察官分析说。

　　弊端一：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李兆泉从2004年起，先后161次从煤矿出纳手中领走公款近163万元。他领款时不用任何人审批，也不用办理什么手续，仅靠出纳用流水账的方式记录。

　　弊端二：干部使用任人唯亲。李兆泉当上煤矿矿长后，在干部和职工使用上都以亲戚和好朋友为主。以李兆泉为首的李氏家族，在煤矿享有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对外统一口径，致使李兆泉的犯罪行为长时期内未被上级有关部门察觉。

　　弊端三：企业管理软弱松散。办案检察官翻阅该煤矿与九一矿井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发现，虽然合同书对承包人的责、权、利及考核、奖惩等，规定得全面详尽，但对九一矿井就从来没有适用过。这样九一矿井承包人仅凭简单记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款。

　　“想在改制前给自己留点退路”

　　日前，记者采访了已在监狱服刑的李兆泉。当时李兆泉正和一位前来探视、在另一煤矿工作的亲属话别。简单的几句话语，道出李兆泉犯罪后的悔悟之心：“希望你们年轻人在金钱问题上把握住自己，不要走上我这条路。”曾经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煤矿的李兆泉，还不忘叮嘱这位亲属，要注意煤矿的安全生产。

　　随后，李兆泉平静地告诉了记者他的犯罪心路：“我当煤矿矿长压力很大，因为前几任矿长都将煤矿经营得很好，我很担心在自己任期内业绩上不去，会成为煤矿的‘末代皇帝’。另外我也知道煤矿改制是大势所趋，自己已经50多岁了，总想在改制前给自己留点退路。就这样，我把手伸向了公款。其实我每套现一笔钱，都是既担心又心存侥幸，但是处在矛盾中的我还是没有停下来，结果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回顾自己走过的歧路，李兆泉的最初分析是：“当矿长几年，煤矿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如果有人监督，哪怕提醒、警示一下，我也不会贪污这么多的钱。”当随行的办案检察官问他为何不将套现的钱用于煤矿的生产经营时，李兆泉明显被问住了，他沉默了很久很久。当我们以为他要放弃回答时，一直低着头的他轻轻地叹了叹气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仔细想想，还是因为我个人的贪欲和私心日益膨胀，才会让我在金钱面前把持不住自己。”

　　听到这里，记者和随行检察官都略感欣慰。如果说监督不到位是李兆泉为自己犯罪所找的台阶和借口，那么，他最终还是明白了是内心的贪欲驱使他走向了犯罪。李兆泉是醒悟了，其余和他有着同样职务便利的人呢，能否及时缩回伸向公款的手，听一听李兆泉用宝贵的自由作为代价换来的忠告？ (欧阳晶 　汪太平　徐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