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

　　按第一次通报：“侠女”拥有无限防卫权

　　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于德华律师表示，根据警方第一次通报的内容，完全可以认定邓玉娇是拥有无限防卫权的正当防卫。而所谓的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情况下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

　　“要给邓玉娇的行为定性，就要先给死者邓贵大的行为定性。”于德华分析说，根据警方第一次通报的内容，邓贵大行为的性质有两点是最关键的，第一是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并在遭到拒绝后，掏出一沓钱对邓玉娇进行侮辱，这说明邓贵大等人有和邓玉娇发生性关系的企图；第二是邓玉娇在欲离开时，被邓贵大两次按倒在沙发上，“按倒”两字说明邓贵大拿钱买娼的想法不能实现后，转而采取暴力手段，可以说是正在实施强奸行为。

　　根据这一定性，再来看《刑法》的规定。《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个条款中规定的正当防卫的门槛很低，有不法侵害出现即可。

　　但是，在防卫中致人死亡，就会涉及到防卫过当的问题。《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很显然，如果邓玉娇防卫过当，就涉嫌犯罪。但是，只要邓贵大、黄德智等人的行为构成强奸(未遂)，则邓玉娇拥有无限防卫权，因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按第二次通报：死者行为难以界定

　　“通报中关键点的改变或补充，对案件的定性至关重要。”于德华律师称，在日常生活中，“异性洗浴服务”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殊服务”，这一词语的改变，就使得邓贵大等人是否提出性交易显得模糊，如果邓贵大等人没有性交易的要求，又何来强奸？

　　如果说这一用词的改变，从起始上影响认定邓贵大的强奸意图，那么“推坐”和“按倒”的一词之差，则对邓贵大是否开始实施强奸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若仅仅是“推坐”，没有进一步的暴力倾向行为的话，尚不能断定强奸行为已经开始实施；而两名“上前劝解”的服务员地突然出现，更是让案件情节为之大变，一般情况下强奸行为都发生在比较隐蔽的环境之下，如果有其他服务员在场劝解，再加上是“推坐”而非“按倒”，确实很难判断邓贵大等人正在实施强奸行为。

　　邓贵大“推坐”的行为，到底是强迫就范的强奸，还是发泄不满的殴打，甚至是暂时控制邓玉娇的人身，以便用更多的金钱来诱惑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都开始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认定。

　　死者若非强奸：“侠女”则防卫过当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邓贵大等人在实施强奸行为的话，那么邓玉娇连刺三刀，其中两刀刺到邓贵大的要害部位，致使邓贵大死亡，她的行为将属于防卫过当。”于德华如此说。

　　于德华分析说，当媒体报道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而被刑拘时，多数民众对此颇为反感，认为弱者因受到欺凌而奋起反抗，分明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却被定为“故意杀人”太冤枉了。这实际上是对刑法的具体规定不甚了解而形成的误解。

　　罪名的确定还是要通过一系列具体证据证明嫌疑人当时的心理状态，“故意伤害”的情节与处罚未必就比“故意杀人”轻。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邓玉娇是防卫过当，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若定为故意杀人罪，刑期很可能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范围内；而定为“故意伤害”的话，依照法律规定，“致人死亡”，刑期要落在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个档次上。

　　“所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邓玉娇的罪与非罪。”于德华认为，除了关键的“特殊服务”和“异性洗浴服务”之争，“按倒”和“推坐”之争，警方在办案中存在取证疏漏。

　　比如按警方的最新说法，双方一开始是在水疗房发生争执，邓玉娇跑回休息室后，邓贵大等人又跟了过去。那么，在并无其他服务员在场的水疗房，邓贵大是否对邓玉娇实施过强行抚摸等行为，需要警方进行取证。很显然，警方并未做到这一点。

　　于德华表示，巴东警方的工作要透明、公正，经得起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检验——因为，往往是最细小的情节决定了案件的定性与处理。

　　于德华律师认为，邓玉娇案，如果邓贵大是在要求性服务不成之后，两次强行按倒邓玉娇，这些举动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认定为强奸行为的开始。在此情形下，邓玉娇应当拥有无限防卫权。反之，邓玉娇则需负法律责任。 J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