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跨越的人情

　　任瑞红经常面对这样的场景。她是小天使基金唯一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均为志愿者。

　　来自全国各地的申报材料，都汇集到红基会那间狭小的办公室。最多的时候，这里只有3个工作人员，承担着筹款、资料审核、资金发放等所有工作。

　　“4000多份资料，每个都要打一遍，咨询电话平均2分钟一个。”任瑞红说。

　　评审会的患儿资料，由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整理提供。马书军案发后，任瑞红等承受了巨大压力。

　　任瑞红确实和马书军很熟悉，他们的孩子，先后得到过小天使基金的救助，她也经常帮助马书军。

　　“人情难免。”任瑞红说，那些跪在自己面前的患儿家长，就是曾经的自己。

　　因为经常帮助患儿家属做心理辅导，在白血病病友的圈子里，任瑞红很知名。经常有“马书军们”上门求助，直接找她。“扑通就跪在你面前，我最后都不敢到办公室了。”任瑞红笑着说。

　　也有极端的家长，威胁要炸红基会，还有人打恐吓电话，“我知道你孩子在哪儿。”虽然生气、焦虑，但任瑞红深深理解他们。每个患儿的家长都有段扭曲的心路。任瑞红说，自己孩子得病的时候，她天天想着抢银行，琢磨了7天，逃跑路线都设计好了，“我不是和你开玩笑，我是真的想抢。”

　　难以抵达的直通车

　　马书军“截留”案，也从这些难以抗拒的人情开始。

　　他代替一些家长，向红基会提供账号，并从卡中把钱取走，留用，或分给其他家长。

　　银行卡，是马书军案的另一个关键词，这种被称为银卡直通车的资助方式恰恰是小天使基金资助拨款方式的创新。

　　“传统上，救助款一般直接打给定点医院，但小天使基金的定点医院非常少。”王汝鹏说。因为小天使基金身上背负的是白血病，这种病，让所有人避之不及，甚至包括医院。

　　王汝鹏说，除了北京有4家定点医院外，其他省市的资助款只能直接拨付给患儿家属。

　　与传统的通过地方各级红基会层层下拨相比，王汝鹏一直骄傲于“银卡直通车”的创新。“我们想让家长更快拿到这笔救命钱。”

　　事实上，在公开透明的努力上，小天使基金的制度设计，堪称公益项目的杰出之作。每个通过救助的患儿名单，都在红基会的官方网站定期公布。

　　然而，这种看似高效、便捷的制度设计，在马书军案中，似乎失效。

　　“我们一般都用存折，不知道银行卡怎么用。”患儿韩广福的家长说，上网，更是不会，也没条件。

　　向小天使基金求助的4000多个患儿，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中西部农村，与此次马书军案有关的患儿，几乎全部来自农村。这辆以网络和现代金融工具为轮，试图快速开往患儿的直通车，抛锚了。

　　破局的努力

　　一些小天使基金运作上的细节问题，也在马书军案中暴露，比如，患儿资料不全，电话核实不到位等。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目前，红基会的一系列制度调整已在进行中。一系列确保准确的细节，被重点关注，比如，没有留联系方式的资料，一律不予评审资助。

　　王汝鹏担心，如此关注细节，必然影响效率。

　　他的担心，或许有些多余，马书军案，已经让本就困难重重的小天使基金，命悬一线。巨大的信任危机，或可让本就不多的捐赠者丧失信心，甚至让这个全国唯一的白血病救助基金消失。

　　那么，众多患儿家长，将失去这个被理解成“政府救助”的唯一心理寄托。

　　“经常有家长，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打电话，如果我们不给他们钱，他立刻抱着孩子就回家了。”李塬说。

　　面对高额的治疗费，80%的家长在孩子确诊后就放弃了治疗，剩下的，只有4%能坚持到最后。

　　小天使基金给了他们一个坚持下来的理由。

　　在马书军留下的信里，他说：“虽然有了小天使基金，可几年下来，也没救助多少孩子，家长们还是靠自己、靠互助，孩子得这病，家长们同命相怜，谁家穷，病友们凑钱给救急，没借过钱的家长极少。”

　　已经离开小天使基金的李塬、任瑞红们，正在从另一种角度做着努力，他们期望探索出一套可以把费用控制在一定水平的治疗方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书军案后，红基会对接受过救助的500多个患儿进行了回访，一些接受过救助的患儿，已经不在了。

　　记者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