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日上海《新民晚报》有一条儿童节新闻说，孩子们最烦开大会，最想去公园游玩一天。这条新华社发自郑州的专电说，一位陪小孙子比赛的奶奶说:“小孩子不愿来，家长还得鼓励着、哄着，不明白大人们这是瞎忙啥哩?”记者由此总结说，“教育者把自认为很有意义的理想教育强加给孩子，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童言无忌。孩子们最烦开大会，不会伪装，不怕忌讳，不用曲笔，一句话击中要害。孩子们烦得有没有道理?从老奶奶的角度看，当然有道理。老奶奶心疼孩子，批评“大人们这是瞎忙”，倾向明显，出于天性，没有伪装，没有顾及那些“教育者”的面子。那么，是不是“瞎忙”呢?从逻辑上说，不能一概而论，说所有的“开会”都是“瞎忙”;同样，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所有的“开会”都不是“瞎忙”。具体到儿童节开大会，老奶奶认为“大人们这是瞎忙”，记者说是“教育者把自认为很有意义的理想教育强加给孩子”，意见似乎稍有分歧，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既是强加于人，当然可以归于“瞎忙”之列。问题就在于“教育者”为何总是认识不到自己的“教育”属于强加于人?对“教育者”而言，难道只要是他们“自认为很有意义的理想教育”，就可以强加于人吗?

　　孩子们最烦开大会，大人就不烦?不见得。不过大人比孩子年龄大，经历多，就是很烦开会，也很少会这么直率地说出来。有人会伪装，有人会克制，或曰“顾全大局”，顾及“教育者”的面子。其实“烦”有种种表现，有时候想装成不烦，也装不像。比如，开会时有人打瞌睡，就是“烦”的肢体语言之一。有些会议确实很重要，打瞌睡的人很少，等于说“烦”的人就很少。一旦会议过多，泛滥成灾，“烦”的人就不会少。至于有些会议主持者不允许到会的人睡觉，给他们以严厉处分，等于说不准“烦”，实际上依然可以证明确实有人在“烦”。

　　可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非常迷恋会议。再多的会，他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烦，而且他们以为普天下的人都和他们一样，都是“开会迷”。记得马雅可夫斯基《开会迷》那首诗，说会场上看到一些半截子人，那是因为“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二十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齐腰以上留在这里，那半截在那里”。这些“开会迷”，连身体都已经分成两截了，还是乐此不疲。五十多年前，马三立推出相声《开会迷》，讽刺繁冗不堪令人疲惫的会议。一位车间主任，从业余评剧团买不买脸盆、买什么花色品种的脸盆，到工人下班之后，是应该各自回家还是应该排队回家，事无巨细都要开会讨论。实在无会可开，还要开一个“减少开会的动员大会”。这种“开会迷”，现在人们不是还经常遇到么?

　　需要讨论的是，会议为什么会多得让孩子也感到烦?减少文山会海，媒体一再呼吁，乃至文件一发再发。为什么收效甚微?说到底，开会已经衍变成为工作的主要形式。有些领导干部把工作与开会等同起来，不管什么事，不开会，他就不会做。说他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中转站、传声筒、放大器，都不贴切。实际上，他只会开会。那位新华社记者说“教育者把自认为很有意义的理想教育强加给孩子”，其实不少领导干部同样习惯于“把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会议“强加”给自己的手下。他只需要喊一声:“开会!”别人就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最大本领，就是在会场上发号施令，如此而已。遇到这样的领导，遇到这种领导开的会，谁能不烦?(金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