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中我了解到，由于流动人口子女父母工作的频繁转换，造成孩子的生活环境极其不稳定，中途转、辍学的情况时有发生。流动性又造成孩子成长中安全感、归属感的缺失，这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自我成长，对于孩子健康人格和心理的形成，都是不利的因素。”郭斌说。

　　赵生杰也表示，他曾经看到一些孩子因为加入帮派沉迷于一些不法行为而辍学，甚至离家出走。“对于父母工作不稳定或是关系不和睦的孩子来说，加入帮派组织似乎具有很大吸引力。”赵生杰亲眼看到，一名原本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加入校外帮派组织变得六亲不认，为了上网甚至将阻拦自己的母亲打伤。

　　“就学生的管理来说，应该是靠学校、家长、政府三方努力，但实事求是地讲，现在这三者都有缺失。”赵生杰说，首先，家长是基本指望不上了，流动人口由于生存环境以及自身素质等原因，对孩子的管理难以顾及；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应该说近年来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关注提高不少，但是对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成长引导方面的工作，比起公立学校来，还是做得少。

　　“在劳务输出人员较多的地区，很多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都实行寄宿制，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寄宿制学校。在学校里，一两个生活教师要管理几十个学生，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缺乏亲情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会让孩子们心灵上失去‘根’，变得冷漠而麻木。因此，他们一旦走上犯罪道路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激情犯罪、团伙犯罪，连最基本的法律意识都没有。”田坤说。

　　预防第二代犯罪

　　硬性有效约束从何而来

　　在方原的学校采访时，记者正好遇上一场法制讲座。讲座的主讲人王兆峰律师，对各地流动人口子女犯罪问题作过长期研究。

　　在讲座的现场，不少孩子向王兆峰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4岁以下把人打伤了会判什么罪？”

　　“要是因为家里穷抢了别人的钱是犯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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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结束后，王兆峰向记者感叹，“给孩子们讲法律是有效果的”。方原也认为，“应该定期给孩子们上法制课”。

　　但流动人口子女法制教育的现状，无疑是不尽如人意的。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弟学校法制教育调研报告》的执笔人张雪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法制教育没有规范化、制度化，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具体表现为：法制副校长配备不齐，工作形式化；尚未完全实现法制教育计划、教材、课时、师资的“四落实”；法制教育形式与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与学习兴趣；学生流动性强，法制教育缺少家长配合，直接影响法制教育效果。

　　除了法制教育，人们希望有更加硬性、有效的约束。

　　“流动人口子女犯罪，大多数是抢或偷，这些事情有时连村里的联防队都不一定有时间管。但是，这类事件，对治安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很恶劣的。”方原说。

　　赵生杰在办学实践中摸索出一个办法———学校与社会联动。

　　他告诉记者：“与社区管理部门实现互动之后，一方面孩子们的定期法制教育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可以经常组织孩子们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当他们从那些好的事情中找到乐趣时，就会自觉抵制那些坏的事情的诱惑了。”

　　此外，赵生杰的学校还与执法部门以及高校之间有互动活动。“这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和引导意义也是相当大的，也能够预防未成年学生犯罪。”赵生杰说。

　　当记者走出树仁学校大门时，夕阳的余晖已渐渐沉入天际，赵生杰若有所思地环视着静静的校园，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谈不上什么崇高的理想，但是看到这些孩子因为校外因素而有意或无意地走上违法的道路，实在是超过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

　　编辑手记

　　客观地说，流动人口子女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却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

　　居留方式的不稳定，归属感的迷茫，教育管理的缺失，法制观念的淡薄，促使他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是选择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往往采取违法的手段来维护权益。

　　德国著名法学家李斯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与其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大谈“挽救”，不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也许，这样才更能显示出社会的善意。（本报记者 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