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午，“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县法院一审结束。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相关报道见10版)

　　至此，邓玉娇在法律上恢复了自由身。这样的结果，暗合近段时间“民间救援”邓玉娇的诉求。事实上，多数网友也都为这个结果击掌相庆。把这个判决与邓玉娇案的相关情境联系起来，这样的判决符合公众普适心理，是公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结果正义”。

　　之所以说这个判决符合“结果正义”，是因为它符合特定情境下公众普通的常识判断，而且，又满足了相应的法律程序要求。这样的判决，参考了相关司法取证与鉴定，特别是对邓玉娇的精神病医学鉴定结果，成为“免除处罚”的重要依据。这个判决，既建立在特定“法律事实”基础上，又体现了对邓玉娇这样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救助，自然满足了公众对“结果正义”的需求。

　　没有结果正义的法律判决，就算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号，也还是掩蔽不了相关的法治缺憾。法律应该讲究人性尊重与人文关怀，最大程度保护底层弱势的权利，这本身就是追求社会正义的最大理性。这也正是邓玉娇案的判决能够获得民意认同的原因。

　　作为极具影响的社会公共事件，邓玉娇案不仅让民意舆论普遍关注，也引发司法界的争议。贺卫方、乔新生、高一飞等司法界专家学者，围绕邓玉娇案的相关细节，不停辩论。可以肯定的是，符合公共精神与常识判断的法律观点，会获得民意的支持。

　　事实上，必须承认，司法现实与法治理想之间是有距离的。在走向公民社会进程中，维系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的法制规则，不能仅由权力与精英来操纵，它必须深植于公众的普遍信仰中。对于作为国家司法权力象征的判决书，也必须得到尊重与信仰，这不仅因为它本身是权力象征，更重要的是判决书包含着权力行使是否足够地还原了公平与正义。

　　对于邓玉娇案的判决，公众有着“结果正义”的饥渴。诚然，对于邓玉娇事件的真相，公众仍有猜测与怀疑。而这一切，恰恰是因为邓玉娇案在取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怪异情状，存在着公权力失范与无序行为。而在权力失范语境下，一些“程序”是不透明的，一些“程序正义”也会是制造的假象。在这种语境下，邓玉娇案的判决，诉求于一种被公众普遍信仰的结果正义，本身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法治价值。

　　邓玉娇案判决没有陷于“程序正义”，而是给了公众一个普遍接受的“结果正义”，这样的法治选择，包含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它引领一种更为理性的法治思考向度。只有权力真正告别无序失范，才能在普遍满足公众的现实权利预期情况下，找回社会必须的公共理性。从这个意义看，邓玉娇案判决也有利于公共理性的回归。(单士兵)

　　事件进展：

　　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一审宣判：防卫过当 免除处罚      

　 官方鉴定称邓玉娇有心智障碍 具有部分刑责能力       

　 湖北巴东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起诉邓玉娇      

　　湖北巴东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起诉邓玉娇

　　          时评：官员频频亡命于娱乐场所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