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群星灿烂”时

　　“正是由于中央决策者持续不断、坚定不移地支持，激发了航天人的奋斗精神，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采访中，马兴瑞为《瞭望》新闻周刊描述了当前中国航天技术“群星璀璨”的辉煌图卷。

　　中国是第五个自行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第三个独立研制发射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第五个独立研制发射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也是第五个进行探月飞行的国家。

　　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具备进入低、中、高等多种轨道的能力，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可达9.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可达5.5吨，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可达6.1吨，入轨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至2009年4月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117次发射，发射成功率达94%。1996年10月以来连续75次发射成功。

　　现在，航天科技集团拥有研制各类轨道、各类用途卫星的能力。自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来，中国卫星的技术水平、应用水平以及长寿命、高可靠性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并成功发射了七艘“神舟”号飞船和“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

　　中国航天先后为国内外用户研制、交付各类卫星90余颗。从1990年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为国外和香港用户发射了35颗卫星。截止到2008年底，长征火箭共进行过29次商业发射和6次搭载服务。2009年年初，中国航天为委内瑞拉用户成功在轨交付了委内瑞拉通信卫星。

　　航天科技集团具有研制多种类型战略、战术导弹等武器装备的技术和能力。研制生产了从近程到远程、洲际，从液体到固体，从陆上到水下，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的完整配套的导弹武器系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航天这个高风险的行业，获得如此众多的成就，是在较低投入下取得的。原国家航天局局长刘纪原回忆说，“我国航天事业由于贯彻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注意结合实际、精打细算，以较少的投资、较少的发射次数，掌握了比较先进的航天技术。截至1983年统计，我国专门用于航天技术的投资，仅为美国的5%，日本的4%。”即使是目前国家财力较好的时期，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我国对航天的投入也远远低于其他航天大国。

　　这些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回报却是巨大的。“汶川大地震时，当地面网络全部瘫痪时，就是靠卫星通讯取得了可靠联系。”马兴瑞为本刊记者讲了不少类似的故事：2008年珠海航展上，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拉着马兴瑞的手说，“非常感谢航天的同志们，有了气象卫星，我们没有漏报过一个台风，没有错报过一个台风登陆，挽救了千千万万个生命，你们航天人劳苦功高。”在马兴瑞看来，所有这些既值得自豪，也是不断激发航天科技工作者继续探索奋斗的源动力。

　　三大制胜法宝

　　《瞭望》新闻周刊在采访中，期望找到中国航天能在全球航天激烈竞争中得以异军突起的“基因密码”。马兴瑞直言，“航天能够一直搞得比较辉煌，有三条根本经验，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二是坚持航天系统工程理念和方法，三是通过重大工程来打造培养领军人物。”

　　首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对自主创新的坚定“信仰”。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回忆，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后，“聂老总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他的话是有所指的。我国只有像这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实在在地干才行，绝对不能靠买。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远程运载火箭全过程研制，对聂老总的这句话，我的体会实在是太深了。”

　　其实，即使在最初导弹仿制时，航天事业的先辈们就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组建就难以起步，1957年苏联也不会改变初衷，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而争取到外援后，如果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科学理论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自行设计新产品中，如果不考虑先进国家的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也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

　　现在，坚定的自主创新精神已经传承给了新一代的航天领军者们。马兴瑞说，“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快空间技术发展已成大势，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破。”在他看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历史，“自主创新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不懈动力。”

　　其次，中国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思想。

　　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充分控制风险，实现“投资小、成效大”，在马兴瑞看来，关键在于掌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较注重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大的系统，需要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系统、地面测控系统等多个分系统的通力合作，我们一直有一个航天大系统工程的模式。这一点，我们比其他的行业在工程理念上要先进。”

　　刘纪原认为这源于钱学森，“在钱老倡导下，我国航天事业长期应用系统工程进行任务的发展规划、科技管理、大型复杂工程管理，航天型号工程管理等，创立了航天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管理方法。”

　　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我国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之一是，“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技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研，要数千人、上万人协作，组织体系十分庞大。那时候每次搞实验，全国通讯线路的一半要由我们占用。”钱学森谦虚地认为这是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那时是周总理挂帅，下面聂总具体抓。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的工作方法……这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其三，创新、创造、创业的人才选拔机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聂帅强调必须把培养科技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来考虑，提出要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当年30岁出头的刘纪原讲述了自己在12所工作日子里的亲历。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首飞失利，有人失去信心，主张从自行设计退回仿制。

　　但12所的一些年轻设计师们，坚定自行设计方向，勇敢地提出多项改进方案。12所年轻同志的举动，受到时任五院副院长的钱学森极大重视和支持。最终年轻人经过4个月的攻坚，彻底解决了系统稳定性难题。

　　当20世纪90年代刘纪原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后，他同样倾力发现和培养航天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正是那个时期，31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37岁的马兴瑞从大学直接调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二人最后都相继出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并由此带动引导了一大批40岁左右的项目和型号的年轻领军人。

　　“人才的高度就是事业的高度。”马兴瑞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集团公司33名两院院士的宝贵资源在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均占首位，“目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00余名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45岁以下的占70%；月球探测工程研制队伍平均年龄不到40岁，正副主任设计师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占65%。”他坚信，“年轻的创新团队是比‘嫦娥奔月’更为振奋人心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