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政策”

　　玲玲死后，黄志超一度很激动，他会在私下里抱怨：“他们这样做，算不算侵犯我的私有财产？算不算违法？”渐渐地，他已经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了，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洋县年初发生的网络“文字狱”事件——一位姓周的大学生，在网络上反映洋县拖欠上千名教师工资后，被宣布为“散布谣言，扰乱了社会治安”，处以10天拘留。现实压力迫使他隐忍，毕竟自己还需要在这座小县城继续生活。

　　他把玲玲安葬在牛头山上父亲的墓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还无法面对失去玲玲的现实，心里空落落的。

　　县里的打狗队大都解散了。尽管县城有令，“疫区3年内不得喂养犬只”，一位洋县的公务员还是把送去西安的藏獒偷偷接回了家。

　　从藏着掖着的愤怒，到哀伤，再到麻木的平静，面对记者，县城的养犬人不愿意再说什么。只有何庆芳向记者出示了一张5月28日包扎伤口的医药费清单，她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向上头反映一下，把这17块2毛报销了。

　　在几近无狗的范坝村，只听得见公鸡打鸣和麻雀叽喳。

　　“连个娃都找不到”，一个吃着红色棒冰的小男孩说，他们习惯把小狗称作“娃”。

　　从来鸡犬相闻的乡村生态，在犬类消失以后开始失衡。到了晚上，村里养牛的人大多睡不好觉，生怕“贼娃子把牛牵走了啥都知不道”，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抱怨道。他们要么夜里隔三岔五地开灯往牛棚瞅瞅，看到牛在，才暂时安心地回去打个盹；要么干脆在牛棚里铺张床，虽然蚊子叮得厉害了点，但心里踏实。狗没了，摸牛贼太多，派出所管不了，只能自己履行曾经赋予狗的职责了。

　　范坝村7队杨建中(音)家的小黑，在灾难中奇迹般幸存，成为村子里“七条命”的传奇。许多人亲眼看到它头顶被敲了几棍，然后被打狗队拖走了，两天以后，它竟然自己回家了，身上还沾着泥土。

　　从那以后，有陌生人靠近的时候，半人高的小黑就会缩到地上，不停发抖。

　　记者问小黑的主人：“打狗队还会来吗？”这位70来岁、穿素花纹衬衣的老太太蹲在地上，摩挲小黑的头，想了十来秒，垂顺着眼睛细声说：“这是政策。”

　　小黑的左眼明亮有神，右眼在挨了一棍子后，变得呆滞浑浊。它茫然地趴着，哆嗦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