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三：建立起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

　　经过前27年的建设，中国从建国之初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站立起来，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并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布局。

　　1953年1月1日，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接下来的1957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实施，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这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而在1956～1966年，即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这十年，虽然在前进中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以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1962年为基期，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

　　工业的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业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工业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10年间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同时，科学技术也成绩显著。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贡献四：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

　　边彦军认为，尽管曾出现过十年“文革”的灾难，但现在来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是正确和高明的。“我国边疆地区大多居住着不少少数民族，如果没有正确民族政策，那么，边疆就可能不稳定，搞改革开放，搞和谐社会建设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功劳，不用商量，要记在老一代革命家身上”，边彦军分析说，从新中国建国开始，我们党就成功地争取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就是说，“不是搞清一色，而是民族团结、民族联合，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贡献五：应对处理了多次国内外突发事件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伟大政治家的能力和气魄，高明地、正确地应对和处理了突如其来的多次国际国内危机和突发事件，显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超的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

　　比如，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场我们没有预料的突发事件打乱了我国国内的原有部署，直到今天其影响还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审时度势，冷静应对，毅然决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再如，1953年斯大林突然去世，对党内发生高饶事件和国际发生中苏论战和两国的交恶是有影响的，再下来是1958年的台海危机，金门炮战。还有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印边境反击战。“文革”当中的珍珠岛事件，等等。

　　而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表现了他们的能力和气魄，显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直到今天，人们在回顾这些过程的时候，还会心悦诚服地佩服他们。边彦军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贡献概括为三条：一是，大气魄、大视角，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二是，以我为主，牢牢抓住主动权，处理外交如烹小鲜，不让你料到，又为我所用；三是，不拿原则作交易，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核心利益。

　　中国的问题仍要靠自己解决

　　在边彦军看来，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诸多贡献中，进一步梳理后最重要的是两条：

　　一是，选择社会主义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这已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与时俱进、时代发展的结果，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国情下，坚持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根本，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身家性命”。坚持社会主义，就有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可能有多种理解、多种解释。边彦军认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四个字，包含有两个词，一是“共同”，指人民的大多数，这大多数人怎样？引出第二个词“富裕”，强调的是富裕而不是贫困，即中国绝大多数人要实现共同富裕，无论“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建设”，其根本主旨都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要坚持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始终将其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学’，作为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的世界观、价值观，并用于指导执政理念，政策方针，以及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边彦军分析说，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形形色色的理论、主义，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比如，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等，花样翻新。“但是，拿这些东西来治理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管用吗？历史和实践都证明是‘真的不能’。而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学、新儒学同样也难当大任，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其救不了中国，也不能指望它能复兴中国”，边彦军这样说。

　　值得关注的是，每逢党的重大会议，总会冒出一些似乎是新潮的主张，试图把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一旁扭。而且，这些主张往往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但历史终究会证明，靠外人，靠旁人，靠死人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我们自己。边彦军指出：“这是经过近百年的摸索，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就是靠此凝聚起来的，面对未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还是要靠此来强根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