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实施“双规”，穆家查出的财产金额肯定过亿。但同时，他办公室里却有许多受到他救助的贫困群众送来的锦旗。这就是真实的穆新成——通过“江湖规则”，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灰色收入；而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乐此不疲。穆新成出事后，不仅网络上很多人力挺他“虽然腐败但却为民做了事”，当地有群众甚至宣称：“穆二小就是个大侠！劫官济贫的侠客。敲诈当官的，得来钱一部分给穷人，一部分给自己，有什么不好？！”

　　江湖与侠客，古往今来都是民间演绎的道德范本。一腔江湖侠客义气，打抱不平闯荡天下，曾是多少痴迷江湖风云的年轻人豪气干云的梦想。从“桃园三结义”到“梁山结义”，再到那些纵横武林的“笑傲江湖”，可以说，江湖义气是有着它深厚的民间土壤的。也因此，当背负一身江湖义气行走于官场之时，人们很容易在推杯换盏地称兄道弟之后，在洒脱豪气的慈善济贫之时，找到民间情感所共有的道德依附——已被纪检部门双规的山西省繁峙县原副检察长穆新成，正是脱胎于这样的民间侠士道德土壤，以至于在其东窗事发后，居然还能找到称其为“侠客”的众多拥趸。

　　可以说，穆新成的为官轨迹在当今官场是有着典型的标本意义的：先是利用职权在管辖领域打出一片江湖天地，与相关利益者亲切热络地称兄道弟，利用手中职权摆平各种利益纠葛，充当黑白两道通吃的“带头大哥”，且不时散财济贫、见义勇为冲锋在前，散发出侠士本色的道德魅力。在他们心目中，“义”字当头，为“义”甘愿两肋插刀、肝脑涂地，也因此获得了绝大多数江湖中人甚至民间百姓的认同。

　　中国社会大体上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携所谓侠客之义行走天下的江湖风气，也因此很容易就找到生存土壤。特别是这个携“义”之人，还是个居庙堂之高的宦海之士，更会让人觉出官场人物的草根本色，自然生出一份亲切感，也自然，随之而来的利益往来也仅限于兄弟情、弟兄义，用职权所做利益斡旋得之钱财，也只是“为朋友排忧解难得的钱”。做官，更是在做江湖，也因此，当穆新成父亲的临终托付人问其钱财来源时，他可以打包票地表态：“您放心，我的钱都是朋友给的。”正因为是“为朋友排忧解难得的钱”，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使，这就是所有以江湖规则行走于官商两界的权力者的逻辑自圆。

　　只是，光做到在黑白两道的江湖义气，还不足以被民间称之为“侠客”，也不足以得到广泛的民间道德认同。穆新成的过人之处或许就在于，他用自己所谓兄弟帮办得来的钱财，拿出其中一部分做善事，接济了一些经济困难的穷困民众，这或可看作是其不同于其他贪腐却又不舍散财官员的道德之处，而这又与民间自古侠义传说中的“劫富济贫”暗合。于是，侠客、仗义、疏财的帽子纷纷戴到了穆新成的头上。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为官之道在当下还是相当有市场的。正因为有了江湖中人的肯定，有了民间的褒扬，这样的官场人物开始层出不穷，也很容易在普遍的人情土壤中如鱼得水。曾因卖官而震惊全国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江湖气息的人，他粗暴的脾气、不拘小节的性格、讲究义气的作风，成为了他为官的个人魄力，他曾在抗洪、救火时冲锋在前，这又增添了民间对其的道德肯定。很显然，这些为官之士有意无意表现出的豪爽义气之举，是很能让人忽略他背后的贪腐行为的，甚至他自己都不自觉地认为其所得是朋友情谊的正当所得，而其偶有为之的慈善之举，则更让其幻化成道德的化身。

　　可问题却在于，如果一个人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攫取不正当收益，不管他表面裹挟了多少侠义、道德的外衣，其必然戕害其他民众的应得权利，通过剥夺一些人的权利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利益诉求，而民众在其中受到利益损害的怨气，也可以在其后的所谓慈善、义勇行为中得以消弭，这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在这样的官场江湖内，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团伙，在团伙利益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对外均同仇敌忾，更不可能将绝大多数民众纳入其中，而不管利益的剥夺将戕害到多少民众，其后的慈善之举，却又会让民众受损而不自知。对穆新成案件的采访，到最后之所以会成为一段民众称之为“侠客”的黑色幽默，可能就正肇始于这样的民情土壤。

　　古语中，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淡泊的人生境界。而在现实的官场，要让权力者放弃江湖的物欲显然很难做到。江湖是很难忘的，不仅难忘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乐此不疲地携着这样的江湖规则在官场行走。穆成新的“侠客行”，是一个黑色幽默，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警醒。(重庆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