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证据认定刘仕华夫妇容留卖淫？又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三名嫖客？为什么之前公布的嫖客姓名、籍贯与此次不符？排除刘仕华与警方的“私怨”，相关证据与情节真够定他罪吗？

　　近日，昆明警方通报了“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的新进展，当事人之一陈艳(化名)的卖淫行为已被“查证属实”，她与其他三名嫖客已被处以行政拘留及治安罚款。另一主要当事人刘仕华，也因涉嫌容留卖淫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这次治安处罚，显然是为进一步审判刘仕华提供证据。既然刘涉嫌容留卖淫罪，总得有证据支持。这类证据，仅仅是其本人供述当然不够，而必须有卖淫者证言、三个以上嫖客证言及相关治安处罚文书支持。

　　治安文书是可以支持刑事审判，但问题在于，其正当性何在？警察“抓嫖”向来以抓现行为主，当天除了撞上门的“王某”，并没其他嫖客在场，昆明警方又从哪里查到三个嫖客的信息，并据此断定他们嫖娼？行政执法也讲证据，尤其是行政执法结果直接关系到刑事审判后果时，说明相关证据的来源、证明力，就更重要。

　　昆明警方一定觉得很委屈。既然已经说明刘仕华夫妇“掉包”作假的“真相”，又跨越千山万水抓来三个嫖客，并已对涉嫌违规执法的警察与巡防作出处理，为何仍难换得公众谅解？

　　道理很简单，就是昆明警方的做法，总给人以用公器泄“私愤”，甚至是“报复性执法”的感觉。“调包”消息曝光前，刘仕华夫妇一直要求警方赔偿，理由是女儿名誉受损，家人受伤。接着，风云突变，警方突然获得新证据，证明刘仕华夫妇容留女儿卖淫，甚至调包作假，刘仕华一家也因此或被刑拘，或被治安处罚。

　　上述结果出现后，昆明警方有人欣慰地说：“看来我们案子没有办错”。正是这句话，暴露出其真正的逻辑：证明警方没错的好办法，就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错，就能用犯罪嫌疑人结果上的大错，抵消警方程序上的小错。因此，只要努力证明刘家的罪责，罚款创收、粗暴执法，就是微不足道的“小过”了。更关键的是，一旦刘家容留女儿卖淫的情况查证属实，昆明警方之前的负面形象就能得到扭转，伤人导致的民事赔偿，就更无须考虑。

　　可昆明警方查得越得力，公众却越认为其“动机不纯”，尤其在牵出三个嫖客后，不少人更认为昆明警方用力过猛。事实上，就连早先规定执法机构“违法才赔”的《国家赔偿法》，6月22日进入全国人大二读时，也已删除上述内容，规定只要公权力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害人就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既然如此，把刘家有罪和昆明警方免责画等号，只会让后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起案件事实本就简单，又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能有什么侦查秘密？如果真想树立公信力，昆明警方不如原原本本回答公众疑问：是什么证据认定刘仕华夫妇容留卖淫？又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三名嫖客？为什么之前公布的嫖客姓名、籍贯与此次不符？排除刘仕华与警方的“私怨”，相关证据与情节真够定他罪吗？只有认真回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追究责任，公众才可能最终满意。

　　□萧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