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解剖还原惨剧真相

　　司鉴所的鉴定人员，每一个都可算是“科技神探”。那些看似蹊跷的案件，在他们的努力下总能柳暗花明。这些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鉴定人员，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充分展示了年轻的活力。

　　CT虚拟解剖是近年来法医病理学研究室的又一大收获。研究员张建华告诉记者，这种对尸体进行影像性检查的手法在全国尚属首创。

　　在司鉴所每年接受的约1000例尸检案件中，只有1%的案件能获得家属同意进行尸体解剖。特别是一些案情明确的交通事故，往往只做一些尸表检验。这对死亡鉴定而言，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CT虚拟解剖很好地化解了这一矛盾。它就像给人体做核磁共振一样，通过给尸体全身“拍片子”，一些身体内部损伤出血的情况都可以在CT图像上一目了然，为死者死因鉴定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2008年大年初四凌晨，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上一辆桑塔纳出租车撞死一名女性。因事发时天色昏暗，而事发路段没有路灯和摄像头，所以交警无法判定死者是受到撞击后被碾压，还是在受撞击之前已遭不测。由于死者的丈夫坚决不同意做尸体解剖，而尸表检查发现的车辆碾压伤，仅可认定事故车辆确实曾从死者身体上碾压过。案件侦破因此陷入僵局。

　　此时，司鉴所的鉴定人员建议，对死者进行CT虚拟解剖，既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又可助交警侦破案件。方案得到家属及交警的一致认可。鉴定人员连夜联系了上海市仁济医院，安排为尸体全身做核磁共振。

　　结果显示，死者全身多处骨折，其中第4、5根腰椎的骨折是由于重力撞击所致。结合车辆痕迹特征最终认定，事发时死者正蹲着身体，遭受车辆撞击后被卷入车底并被碾压致死。这一鉴定结果使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三十年寻亲梦一朝成真

　　“司鉴所替我完成了此生最大的心愿啊！”六旬老人徐福根眼含热泪对记者说。

　　老徐是江苏省一位普通退休工人。多年来，他的枕头下始终放着一张4岁男孩的照片。经过三十多年的磨损，照片早已泛黄。照片上的男孩是老徐的长子。4岁那年，因为老徐的失误，活泼可爱的儿子不幸被人贩拐走，从此杳无音讯。这张照片就成了老徐与儿子“交流”的惟一方式。终日自责内疚的老徐日夜盼望着能找回失踪多年的儿子。

　　一天，老徐看到报纸上登了一篇父子重聚的报道，主人公的情节跟自己的遭遇颇为相似。老徐由此受到启发，在多家报纸上刊登了寻子启示，盼望着在有生之年能与亲人团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河南农民王俊的来信，让他燃起了一丝希望。王俊在信上说，自己的身世酷似老徐多年前失踪的儿子。老徐闻讯准备赶赴河南。不曾想，天有不测风云，还没等两人见面，王俊就不幸因病去世了。好不容易觅得的寻亲线索眼看着就这样断了，老徐再次陷入了绝望。

　　2007年，徐福根了解到司鉴所曾成功受理过多个基因鉴定案件，便来到了司鉴所。仔细讯问后他得知，只要王俊妻子还在，并留有后代，就能鉴定出他俩是否是父子关系。老徐听闻，连夜赶到河南，将王俊的妻子和一双子女接回上海。

　　据了解，利用基因分型技术鉴定亲子关系在目前较为普遍。但实际上，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狭窄。直到现在，这项技术几乎全部集中于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亲子鉴定。从科学上说，每个人的基因型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因此只要依据这一规律便能判定两名被鉴定人之间的关系。然而，祖孙辈因隔代，两者的基因不存在直接关联，这让鉴定的复杂性陡然上升。如何鉴定祖辈与孙辈是否存在血缘关系，始终是世界上基因鉴定的一项难题。

　　然而，经过孜孜不倦的技术探索，司鉴所在这一领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他们通过对大量基因鉴定实例的分析，总结出了一套成熟可靠的推算公式。这套司鉴所独有的推算公式成为了解决祖孙隔代亲子鉴定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关键。

　　鉴定人员分别提取了王俊妻子、王俊儿女及老徐夫妇的血样。接着，他们对王俊妻子及儿女的血样进行基因提取。随后，通过分析基因中的常染色体，引入推算公式，将子女基因中母亲的基因成分排除，从而获得了其父亲王俊的基因型，再将其与老徐夫妇的基因型比较，很快就有了结果：王俊确实是老徐三十多年前失散的儿子。

　　接过鉴定书，老徐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将一双孙儿紧紧拥在怀里———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司鉴所在血样、毛发、石蜡切片组织等微量物证的基因鉴定方面，也屡破技术难关，始终保持着行业领头羊地位。

　　扑朔迷离的遗嘱风波

　　要问2000年的香港哪条新闻最轰动，一定会有人想起“亿万富翁真假遗嘱之谜”。

　　已故的蔡晶明是个纵横股票行多年的股坛老手，但生性吝啬的他从不露富。谁都想不到，每月都领社会救济金的老翁竟会是个拥有亿万财产的富翁。

　　1999年，蔡晶明不幸去世。当亲人尚沉浸在悲痛中时，他的“同居妻子”莫杏婉突然拿出了老人的遗嘱。遗嘱中，老人表示将全部财产留给这个“同居妻子”。

　　莫杏婉告诉众人，这份遗嘱是她按蔡晶明的意愿代为书写，并由蔡晶明本人签名认可的。听到这一消息，蔡晶明的胞弟蔡国祥惊愕不已，他怎么都不相信，大哥会把财产全部留给一个外人。他四处聘请专家对遗嘱的真伪进行鉴定。虽然每位专家都对遗嘱产生过怀疑，但鉴定结果都显示遗嘱确系由富翁本人签名。

　　一时间，这张人见人疑的遗嘱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争相对这起“领取社会救济金的隐形富翁的亿万遗产案”进行报道。

　　就在蔡国祥一筹莫展之际，他的律师找到了司鉴所刑事技术研究室主任杨旭，邀请他对遗嘱进行鉴定。

　　“遗嘱写在一张极为普通的银行存款单的背面。”杨旭仔细研究了遗嘱的原件，感觉遗嘱内容与遗嘱人签名的位置显得极不协调。

　　问题出在哪里呢？杨旭意识到，要解开谜团，必须另辟蹊径。“答案一定在这张书写遗嘱的纸中。”他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每个字，发现不过百字的遗嘱中，有个别字的墨迹有化开现象。特别是“同居妻子”中的“妻”字，墨迹化开特别严重，甚至可以透过纸张背面看到轻微的印迹。这一看似寻常的现象却引起了杨旭的强烈怀疑。

　　几天后，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莫杏婉当庭对遗嘱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陈述。她声称，在蔡晶明答应让她继承全部财产后，她便随手撕下一张银行存款单，在背面按蔡晶明的意思写下“全部财产留给我的同居妻子”，并让他签名。随后，由她亲手折叠并保管。

　　如果按照莫杏婉的说法，这份遗嘱应该是先写后折叠的，然而，杨旭凭多年的文件鉴定经验推断，这是张先经过折叠，而后才被写上字迹的纸。“纸张一旦经过折叠，表面的保护层就会遭到破坏，这样纸张折叠过的地方，墨迹就会化开。”

　　杨旭当庭对遗嘱的纸张、书写工具进行了鉴定，并做了详尽的解释，充分证明莫杏婉对遗嘱形成的陈述是在撒谎。案件审理至此，真相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了。

　　谁知两个月后，香港高院大法官称，他对鉴定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无法判断，请杨旭再次去港出庭。法庭上，大法官拿出12张浓淡不等、载有各种字迹的纸张，要求他当庭辨认，哪几张是先折后写的，哪几张是先写后折的。“这一鉴定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取得大法官的信任。”杨旭知道，只要有一份材料辨认错误，案件就无法圆满了结。

　　整个法庭都屏息凝神，等待着结果。整整大半天，凭借着一个放大镜和高超的鉴定技术，杨旭对12份材料一一作出鉴定，其结果简直“神”了：全部准确无误，完全符合只有大法官一个人心知肚明的折、写次序。

　　大法官当即宣布对遗嘱内容不予采信。所有在场的当事人和律师也对这一鉴定结果口服心服。

　　记者手记

　　始建于1951年的司鉴所，历史上曾分别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司法部、公安部；1960年因故撤销，1983年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复建，2003年被司法部确定为国家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基地；主要负责对各地送检的重大案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科学技术鉴定，同时承担着司法鉴定技术研究及专业人员培养的任务。

　　五十多年的风雨沧桑，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司鉴所走过了简单却不平凡的峥嵘岁月。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历经多年的稳步发展、开拓创新，司鉴所已经发展成一个有规模、管理规范、享有声誉的司法鉴定机构。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司鉴所就像一本精彩的历史书，用严谨、规范、独立、公正的笔触书写着司法鉴定领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本报记者 刘建 本报实习生 陈怡菲 朱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