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新指向

　　最新出台的官员问责制度，出现了向群体性事件倾斜的新动向，显示中国高层试图寻求制度维稳的意图。

　　根据石家庄市纪委、组织部、监察局联合发布的通告，夏生华被免职的直接原因是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连续三次围堵本县“村村通”客运车辆，违规强行收取停车费用，作为主管领导的夏生华负有重要责任。

　　舆论认为，夏生华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据河北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件曾造成该县文化宫停车场入口被堵9小时。而夏生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夏生华丢官，被解读为问责向群体性事件倾斜的一个标志。在《暂行规定》提出的7种问责情形中，有两条与群体性事件有关。一是“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另一条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维护稳定变为当今头等大事。”赵黎青说。问责的根本意义不是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权力带来的腐败。虽然问责只能“亡羊补牢”，却是制度维稳不可缺少的环节。

　　“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扩散，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党政干部没有有效履职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辛鸣分析称，通过问责制，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可以化解一些情绪性矛盾，但不应该回避一些根本问题，比如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行为的依法与规范、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等。

　　在学者辛鸣看来，虽然《暂行规定》的出台被认为迈出了制度化的一步，但规定中的条款仍显模糊。

　　“欠缺清楚明白的规定与责罚‘量刑’界限，这种问责制度本身就变得非常有弹性，弹性空间大就容易被钻空子。”赵黎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谁应当负责任，应当负责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规范。此外，问责制总则中强调“依靠群众”，但在《暂行规定》中却无细则对应。

　　新问责制度的另一个焦点，是负责的主体问题。目前的机制依旧停留在上问下责，如何扩大问责的主体，避免个人集权太严重？对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几位专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专家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成为适合的问责监督机构；也有人认为务实的做法是人民问责，政党执行；甚至有人提出问责应该是下问上责，在《暂行规定》中应当加入下级对上级问责的内容。而对如今的监督主体——组织部和纪检委，谁来监督呢？一位专家发问：“谁来问责他们？”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问责的指向，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构建。首先要明确党权和行政权，权责一致，否则无法对权力问责。”党务官员和行政官员的职权明确了，才能有责可问。

　　在王贵秀看来，目前的问责制已涵盖领导官员履行职责不力的各种情况，也将行政问责提升至“党政两方面”。但是如何在制度建设上更加清楚，让有权无责者安心，让有责无权者受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