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

　　工资从自收自支换成了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之后，安监办工作人员的日子开始变得不好过了。马华雨的工资由1300多元调整为每月1073元，这个标准一直持续到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工资”。

　　“最高人员月工资总收入不超过1100元，最低人员月工资总收入在700多元，实属不平等。”在递交的集体辞职《请示》中，安监员们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体现“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

　　“考核优秀也不涨工资了。”依然年年得“先进”，马华雨却渐渐觉得“没意思”，“先进”头衔并没能为他的家庭带来多少实惠。

　　马华雨的老婆是农村妇女，早几年开了一家露天面摊，赚了点钱，后来生意日渐不景气，就关门不做了。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重庆城里一家影楼打工，二女儿上初三，马华雨是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像马华雨这样‘一头沉’家庭在乡镇一级的安监人员中不在少数。”綦江县安监局局长陈学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此以外，不少乡镇安监人员还存在年龄结构老化的现象。以石壕镇为例，这26名辞职的安监人员大部分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

　　与工资下降相对的，却是日益繁重的安监工作和严厉的问责制度。

　　綦江县似乎一直都没有从“彩虹桥整体垮塌事故”的阴霾中走出来。中共綦江县委书记王越说过一句话：“綦江的发展一天也不能耽搁，綦江的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

　　“上一届县长说过，抓发展是保帽子戴帽子，不抓安全是摘帽子进监狱，通俗地讲，我们宁愿让GDP走慢一点，也不能让安全慢一步。”中共綦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6月29日，也就是安监员们辞职的前一天，綦江县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议，对安全事故直接责任人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调离现工作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更早一些时候，綦江县发生了同华煤矿“5·30”事故，马华雨认识的不少熟悉的同行被撤职，或者受到严厉的处分。

　　“每天过的都紧张得很，最害怕晚上接到电话，那一定就是出什么事了。”马华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企业检查，查出了100条问题，但没有查出所有问题，你就是渎职，不去检查，你就是失职。”

　　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也让安监员们疲于应付。马华雨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民家30米高的大树底下腐烂了，本来自己可以处理，砍掉就行了，他偏要来找安监办。”

　　除此以外，石壕镇安监办上访也管，企业与民众发生纠纷也管，连家庭矛盾、子女不孝也管，“多的时候1年有几百上千件家庭纠纷处理。”

　　“高高在上”的公务员也是马华雨们心头的一根“刺”。石壕镇安监办只有一名公务员，其他全是事业编制或者临时工。这次辞职的26名安监人员中，就有14人是事业单位编制，12人为临时工。

　　“在石壕镇，做同样的工作，公务员可以拿3000元以上，我们的收入比别人少这么长一截，大家都有情绪。”马华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