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琼文(画家)：1959年，上海人美的编辑向我组稿，要我为建国10周年大庆创作一幅重点作品。当年节日庆典活动的群众队伍中，总有穿着各式漂亮服饰的妇女和孩子的身影。“毛主席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热泪盈眶。《毛主席万岁》的作品构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画了许多草图，其中一幅抱着孩子的妇女，毛主席画像仍留在小稿中。在淡的玫瑰色的烘托下，那位黑发黑衣妇女特别耀眼，画面色彩对比强烈、响亮，主体人物特别突出，但背后的毛主席像很抢眼，使画面出现两个中心，分散了看画者的注意力，我想去掉主席像，但苦于没有胆量。在领导审稿时，其中的一位领导以商量的口气提出：“画中的主席像拿掉好不好？”我马上接上去说：“好，好！”回到创作室，赶快用水洗干净肖像，接着以调了白粉的淡玫瑰色把洗干净的部位虚虚实实地画了大片的花团，改完后竟丝毫未留下修改痕迹。为了把母女的目光引向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在画面的左上角我画一个华表，使观画者也跟着妇女、华表的指引似乎见到了毛主席。稿件再次送审，获领导们一致同意。

　　朱海辰(美术评论家)：《毛主席万岁》当年取得巨大成功，因素有很多，重点归纳起来有二：首先画家把抽象的政治口号，成功地演绎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画面形象；其次画家把来自日常生活的素材，成功地上升为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李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毛主席万岁》出版以后，社会反响强烈。作家冰心于1960年发表了《用画来歌颂》的文章，赞美这幅作品。她写到：“……我们还能想象到这幅画面的前前后后。比方说：这个年轻的母亲，和北京的六百万人民一样，从一早起，就满怀欢欣地来迎接这个幸福的节日，她把她家的小宝宝——她一定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还是不替她起名为妙——细心妥帖地打扮好，衣服和鞋袜的颜色，都配合得很调和，最后在她很细的小辫上，结一根小缎带……”

　　冰心还建议，将这幅画印成美术明信片，作为贺卡寄赠外国友人，也让大家感染到和平幸福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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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宣传画由早期的粗朴，到后来汲取了其它画风，雅俗共赏，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请解析一下其艺术样式转型的某些特点。

　　吕敬人：从功能上讲，不管是今天的广告还是昨天的宣传画，它们都是信息传达的载体，只是表达的主题不同。

　　徐建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上海的宣传画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宣传画的一面旗帜，与早期的月份牌年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月份牌年画受到西洋画的影响，画风细腻逼真，人物形象生动优美。上海的宣传画继承了月份牌年画的技法，塑造出了当家作主人的新中国劳动人民的鲜活形象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所以相比于北方和其他地区的宣传画，在形式上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朱海辰：宣传画是一个带有鲜明的近现代革命色彩的名词。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宣传媒介，宣传画得到了各个政治团体的重视。

　　宣传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在中国革命时期，美术家、宣传工作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以油印、石印、木刻、手绘等形式创作了数量无法统计的宣传画，宣传了革命主张，团结了革命力量。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人民大众”是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普及”是革命文艺的重点方向。宣传画正是这样一种面向大众的普及型美术。

　　吕敬人：这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就是看着宣传画成长起来的，学习雷锋也好，学习王杰也好，所有这些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和培养。尽管现在的教育方法方式已经不同了，我们接受的载体也不同了，但宣传画这个形式在我们那个年代影响还是深远的，痕迹还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