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部分地区接连传出当地出租车集体罢运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撇开情绪化的因素，从行业角度观察，我们发现出租车是一个特许经营的行业，罢运背后的利益之争，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各方对于特许经营权的争夺和占有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而在“市场化”的大旗下，相关政府部门似乎在如何管理上难以作为，最后却总是不得已出来为结果“买单”。那么，出租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能否完全市场化？到底是“市场化”出了问题，还是“市场化”不到位导致了问题？业界也有争议。本报为此组织了一组报道，意在从几个侧面对罢运现象进行剖析和透视，为读者提供参考。

　　温州出租车罢运：彻底市场化惹的祸

　　7月28日清晨，温州街头出现反常一幕：全城数千辆出租车停工罢运、市民生活出行受阻、数十辆出租车被砸，正常社会秩序受到影响。

　　面对突如其来的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温州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应对。在“黄金48小时”内将少数人预先筹划的28、29、30日三天“罢运”行动成功瓦解。事情虽已平息，但原因值得深刻反思：出租车停工罢运，到底是谁惹的祸？

　　车主已成“车老板”司机大多是农民工

　　探究“罢运之根”，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杨作军揭开了冰山一角：出租车营运证实行市场化的体制是根源之一。

　　温州市出租车营运体制有一个全国少有的现象：彻底市场化运作。

　　上世纪的1998年，在市场化、民营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市场经济发祥地之一、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温州，在出租车营运体制领域率先实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投标拍卖，营运证彻底买断，永久使用。当时，政府对一辆车放出的标底是20万元，结果首批300辆车平均每辆中标价为68万元。

　　温州市政府有关人士称，政府当年在“城市建设市场化”“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的改革思路指导下，认为出租车牌照(实质是营运证)是政府的“稀缺资源”，它在市场上实际上有很高的“含金量”。温州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运作，一是改革所逼，二是体现公平公正，清除争抢营运证的腐败问题，三是为当时窘迫的市政公运筹集发展资金。

　　后来，营运证在市场上越来越“值钱”，人们视之为相当于获得一份永久性的就业岗位。此后，政府又相继向一些国有、集体运输企业放出营运证计划指标，但又逐渐被个人买断。经过10多年市场魔力的推动，营运证一倒再倒，连翻“跟斗”，如今一个营运证的市场价已飙升至“全球天价”126万元。

　　由此，持有3329辆出租车营运证的车主几乎100%是私人或私营企业。即使挂靠一些公司经营，车主仍然是个人。

　　结果问题出来了：在这种体制下，车主花120多万元巨资买“车”是为了投资，而投资是要算成本、求回报的。120万元一年的民间利息成本就是18万元左右，除了它，还要追求一定的盈利。

　　记者调查到，温州的车主其实已成为“车老板”。开车是个苦差事，车主基本上不赚这“辛苦钱”。在温州开出租车的司机大多是外地农民工。于是，为了管理和防范车辆流失，车主便将车子承包给一些“中介人”，由他们负责管理。在出租车市场，已出现二、三、四道中介“承包人”。

　　如此，车主、挂靠公司、中介人层层逐利，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他们认为这是合理的。经过层层“剥皮”，最后落到司机的腰包自然所剩无几。

　　由于层层承包，政府即使给予燃油补贴或每公里加收1元钱，但因为有“收租者”车主和中介的存在，这些实惠最后也不能落到司机的腰包。

　　城市交通公共福利事业能否彻底放开？

　　走到眼下这一步，无论是罢工的出租车司机，抑或车主抑或中介公司都成了“受害者”“冤屈者”。政府由于早已交出了营运证的“永久使用权”，就缺少更为有效的“杀手锏”对出租车进行必要监管。

　　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杨作军说，营运证被永久性买断，问题又很棘手。多年来，我们为此感到很头痛，政府曾想了许多办法解决出租车出现的一些问题，都难以奏效。他说，如果城市出租车不定位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而依然当作私人投资经营，规范出租车的问题较难解决。

　　“我们必须反思，城市交通公共福利事业能否彻底放开进入市场化？”全国中小企业促进会副会长周德文直言，出租车作为城市交通的必要补充，也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把它彻底市场化，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多层获利，自然让实际劳动者———出租车司机只能得到微利，而且又享受不到政府的补贴“‘有形的手’不起作用了。”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导陈国权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出租车行业的定位问题。出租车行业不应该是完全市场行为的，应该是准公共服务或半公共的产品，政府应负有责任，提供服务，而不是什么都收钱，加重了该行业的运营成本。

　　但也有专家说，问题不出在私有化，而在于改革不彻底。日本、香港及西方等地，出租车的产权和营运也是私有化的，人家为什么管得好好的？相比之下，问题出在中国目前对出租车的管理法制不健全、政府规范管理不到位，政民信息不对称，群众正常诉求渠道不通畅。

　　陈国权教授表示，在准确定位出租车行业的同时，政府及有关部门须补上解决“四不”这一课。同时加大对非法营运等打击整治。

　　有识之士还认为，建立在政府监管、指导下的出租车司机人才中介机构，提高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从源头上规范其行为；建立出租车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律；削减一些不必要的中介机构，减轻出租车司机的负担等，都是政府要伸出的“无形之手”。（本报记者 张和平 岳德亮 曹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