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酒后驾驶法律责任的一些条款，弹性较大，这难免给人缘、特权、金钱等侵入执法环节的空间，易使违法成本偏向下限。

　　8月15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16日，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了首日的情形，从中可见，酒后驾驶确非个别，整治刻不容缓。

　　比如，《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当晚查处酒后驾驶1162起、醉酒驾驶78人；《华商报》报道，西安两小时查处酒后驾驶55人、醉酒驾驶7人；《楚天金报》报道，武汉90分钟查处87名醉酒或酒后驾车司机；《江西日报》报道，南昌检查1024辆车便有52起酒后驾驶。

　　这些数字令人不寒而栗——在这些地方，一两个小时内就查到这么多起酒后驾驶行为，那么，其他地方又潜伏着多少醉醺醺的“马路杀手”？

　　按理说，酒后驾驶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应属日常事务，如果在平常就能严格查处，酒后驾驶恐怕就不会这么泛滥，也就不会在连续发生多起酒驾导致的恶性事故后，才在全国启动专项行动。

　　所以，时下公安部的重拳出击，虽是正视酒后驾驶泛滥的积极举措，事情的另外一面却不可忽略：在某些地方，酒后驾驶行为为何能大行其道，竟发展到了非以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来整治的地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更重要。

　　在目前的各种反思中，除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所言警力有限、难以全时空查处的客观因素外，笔者认为，首先是一些地方执法不严，这包括，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不作为，执法不严的欠作为，以罚代法的乱作为。

　　至少，从执法者必须依法办事看，如果法律法规本身先天不足，源头缺陷便难以补救，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似乎就存在这方面问题：一、处罚弹性大，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广阔；二、处罚力度弱，违法的代价太低。

　　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驶法律责任的一些条文，弹性就比较大，“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等条文，难免给人缘、特权、金钱等侵入执法环节的空间，易使违法成本偏向下限。那么，废除弹性、就高执行是否就恰当了呢？

　　据报道，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公安部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立法调研，从法律层面加大对酒后驾驶的行政和刑事处罚力度。这一说法意味着，即使按现行法定处罚高限执行，违法成本仍然偏低，要有效遏制酒后驾驶，仅做到“四个一律”还不够。

　　因此，对危害严重的酒后驾驶，依照现行法律从重执法可望治标，治本则有待法律去除弹性、加大处罚力度。同理，遏制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需法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