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获刑11年。这是中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

　　从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到投毒罪，对严重污染环境事件的打击力度日益加重，略宽人心。要知道，近来接二连三出现的重大污染事件让百姓的环保信心一次次受挫，大家急需要一些积极信息“压惊”，而投毒罪犹如一针强心剂。可是，未来投毒罪真的能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吗？

　　根据相关法律，投毒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应该说，相较以前的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犯罪成本有了很大提高，应该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是，我对震慑的辐射半径存疑。

　　众所周知，类似于“2·20”事件的重大污染事故，基本都是由企业盲目追逐利益而枉顾环境造成的。对于这类污染，当地政府会习惯性地发挥“保护伞”的作用，若非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不会暴露。

　　拿新近的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来说，湘和化工厂打着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幌子炼镉炼铟，当地政府心知肚明却仍将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挂在工厂门口。若不是当地百姓忍无可忍上街抗议，谁能知道其已对当地的环境造成重大污染致人死亡？

　　应该说，如果单纯是企业一方违规排污，定罪相对容易，遗憾的是，企业的污染行为向来与当地政府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不是政府为GDP不舍得着手治理，就是有官员收取了“保护费”尽职尽责行使“保护义务”。而摸准了政府脉搏的企业，违规排污总是有恃无恐。

　　事实上，治理企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目前最主要的不在于处罚力度，而在于政府部门的态度。法非不严，问题在于概率。政府保，企业就能躲，政府不保，企业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问题在于，在政府的天平上，生态安全和局部利益，孰重孰轻。吕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