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其中涉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主席、宣传部长等当地官员。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回应记者采访时表示:“这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8月25日《广州日报》)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远离不了政治生活的影响且可能充满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更何况是在权力崇拜思想影响颇深远的中国社会,与官员身份相标配的往往是显要的社会地位、牢靠的薪酬福利保障及可观的权力溢出。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如今这么一个职业选择方向丰富多元的时代,大多数“官二代”们依旧选择朝着官场拥挤上路。设想一下,如若传统意义上的衙门化官场能够正本清源地回归行政本位、公共服务本位,而行政及其他公权力身份不再有暧昧的权力兑换、权力变现、权力溢出可能,则“官二代”们还会如此目标一致地热衷仕途吗?

　　不排除有一些官二代承继了父辈的政治基因,加之经过较长时间的行政职业化训练,已吻合了“举贤不避亲”式人才输送标准,并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候选人;但即便其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也并不是说可以据此成批次地大量内部输送。因为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告诉我们:它除了必须具备合法性基础,还须兼顾合理性原则,即必须同时承担政治理性、政治正义的责任约束。观诸固始县的此次干部选拔,则显然与此悖逆:如此超高比例的“官二代”(几乎皆是直系血亲)身份背景,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自证清白吧?难道偌大的县域行政体系之内,竟只有这区区几位适龄“官二代”可堪擢用?

　　事实上,因为我国在当前的干部组织制度设计上,有着较严格的党政正职领导干部须异地任职的相关规定,各地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县域)由此呈现一种微妙状况: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些党政副职,往往因官员的本籍乡土属性,且经营日久的人脉关系网错综复杂,而致其在地方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极不寻常的地位与权重(更有甚者,以政治联姻的形式来巩固和扩展这一权力格局,这在固始县的若干 “官二代”家庭背景中亦可窥见)。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对经历了“3个步骤”(具有投票资格的皆是固始县科级以上干部和部分老干部)的选举程序,依然难以消解心中怀疑的原因。

　　当一些地方官员以权力山头化或利益集团化的“冷静”存在,就能“客观”施加政治影响时,所有的政治体内部游戏规则、监督机制,都将全部或部分丧失防御力、免疫力,遑论同在县域官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政治同僚内部的“选举”游戏!“官二代”及其父辈们,对此显然是心照不宣。

　　权力产品的含金量、附加值、变现能力是如此诱人,权力获取的游戏规则是如此婉约朦胧,“官二代”们能不心领神会、目标一致地投身仕途吗?　

　　薛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