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分居无暇生第二胎

　　母亲又做了班主任，一个人要管一大群孩子。爷爷奶奶有自己的工作，姥姥姥爷因被下放仍然在农村。母亲发现，竟没人能全天照顾我这个家里的“新成员”。大人的工作仍要继续，我白天寄养在邻居家，晚上被母亲接回家，再长大一些，我又被全托到托儿所。

　　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上流行一句话，“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为此，父亲曾和母亲商量，再要一个孩子。他说，身边的同事、街坊邻居大多有两个孩子，而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似乎有些“另类”。母亲强烈反对，“一个都照顾不过来，再生一个谁管？”

　　其实母亲也想过要第二胎，然而政策允许，现实不允许。母亲说，当时不少老师都问过她为什么不再要一个，她只能说，丈夫不在北京，自己带着我生活，太辛苦了。

　　母亲的回绝，在父亲看来像是一种抗议，于是父亲想方设法要求回京工作。我四岁那年，他回来了。

　　领取独生证每月发5块钱

　　父母团聚后，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本可以实现，没想到计划生育开始了。

　　父亲听说了这个政策，觉得应该支持。父亲深知人多带来的问题，他常说国家这个政策的好处，他举例子说：有的农村，许多人总觉得多一个孩子，多一个劳动力，于是出现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情况。

　　在要不要生个男孩的问题上，虽然家里人没有太多冲突，爷爷奶奶也尊重父母的决定。但是，偶尔他们还是会跟父母说：“要是再有个男孩就更好了。”

　　父母每次只能这样“劝”爷爷奶奶：“国家现在有政策，咱家该支持。再有，咱们家人都有工作，再要一个孩子，也没时间和精力照顾啊。”

　　二老也理解，毕竟爷爷奶奶都是知识分子，便不再多说什么。

　　直到现在，母亲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初露苗头，母亲的一位同事赶在那年怀孕。由于之前她的条件是允许生第二胎，通过向学校争取，她最终获准生下第二个孩子，搭上了二胎政策的末班车。后来，她的孩子取名“争”，意思是争下来的。

　　1981年，母亲主动申请领取了《北京市独生子女证》，凭着这张证，全家每月可以领5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金。父亲说，当年的5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可以买瓶茅台酒，一包好烟，也可以全家去饭店吃顿大餐。”

　　老人感慨孙女缺个玩伴

　　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进宪法，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周围像我这样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父母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我身上，和那些非独生子女相比，我享受到了更多的爱。

　　2001年，母亲退休了，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母亲退休时单位还发了1千块钱。

　　2005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个女孩。

　　每天早上，我送女儿去幼儿园，下午母亲再把她接回家，幼儿园有全托服务，但父母说心里还是放不下。

　　“她喜欢幼儿园，喜欢和别的小朋友玩，每次接她回家都费劲。”父母说，女儿回家后很孤独，没人能陪她，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经常会大声地喊，或把屋子里的东西弄出声响。

　　女儿的乐趣是与同龄人在一起，我也曾想过再要一个孩子，但丈夫不是独生子女，第二个孩子无法再要了。

　　也许因为我和女儿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不用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照顾隔代人，他们的日子比我丰富，老两口经常出国旅游。只是父亲看到“孤独”的女儿时会不禁感慨，如果当初再要一个孩子，现在孙女应该有个玩伴吧。

　　每次说完，母亲都“抗议”他不带孩子，父亲听完一笑而过。

　　“不过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必要的。”每次，父亲总会在最后加上这么一句。

　　本文采写/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刘进

　　我家事儿

　　1968年

　　父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青海地质局一个医务所，一呆就是十几年。

　　1973年

　　父母结婚，在北京。父亲专程从青海赶回来办的婚礼。

　　1981年

　　费尽周折，父亲调回北京，在东外医院内科。母亲领了独生子女证。

　　2001年

　　母亲退休，她干了一辈子的老师。

　　2003年

　　父母结婚30周年纪念，我把婚礼安排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作为给父母的礼物。

　　2005年

　　我的女儿出生，我当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