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东用电，要靠核电站

　　时隔3年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腾空而起的刹那，一群年轻的研究设计者激动得热泪盈眶，其中就有刚刚年满40岁的欧阳予。

　　作为中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的总设计师，1953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热工控制与自动化专业深造的欧阳予，也是在1955年的夏天因为国家需要而改行进入了“核领域”。

　　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了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他所就读的莫斯科动力学院也同时增设了核电站专业和教研室，而也许就从那时起，他结下了与核电站深深的不解之缘。

　　欧阳予回忆，1956年中央制定的原子能发展规划中就指出，“利用原子能发电在有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发，组成综合的能源电力系统。”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总理始终没忘记这件事。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曾经指示过当时的二机部，不应该只是个‘爆炸部’，也应该搞和平利用，搞原子能发电。”之后，欧阳予和更多的人就开始了对原子能发电的琢磨和设想，无奈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停顿。

　　1971年春节前，上海市领导到中央汇报：上海的许多工厂由于缺电轮流停产，而当时国民收入的53%来自上海，这种情况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

　　人口占全国30%、工业产值占全国40%，却缺煤少油。如果老是依靠华北的煤炭，运量和运力的尖锐矛盾将使铁路无法承受；如果依靠西南的水力，那更是远水不解近渴……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总理做出指示，“要解决华东地区的用电问题，还要靠核电站。”

　　此时，自1954年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后，全世界也进入了发展核电站的高潮。而欧阳予也因为这项指示而改变了自己命运。

　　“那时候，我还正在湖北钟祥五七干校养猪。”1971年10月，欧阳予突然接到“回京待命”的紧急通知。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委派带领13名科技人员作为先遣队支援上海建设核电站，随后又被任命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副院长，全面负责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

　　经过大量的查阅资料、刻苦钻研、调研论证，欧阳予在1974年3月31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关于核工业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自行设计建造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的方案。

　　苏联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是5000千瓦，美国是9万千瓦。上马30万千瓦使起步晚的我国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之上，而在获得会议批准后，欧阳予也无疑给自己的肩头加上了一副前所未有的重担。

　　中国第一座自建核电站：一座世人注目的山峦

　　可借鉴的公开资料极少，所有的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和设备制造样件几乎都要从零开始……困难多得不计其数。1979年3月28日，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站发生了堆芯熔毁的严重事故，世界上又刮起了一股反对修建核电站的旋风，秦山工程也受到了这股旋风的冲击。

　　有人质疑建设核电站的必要性，有人提出要引进国外的核电技术，但欧阳予却坚持要自己干，“我们不仅要know why,更要know how！”

　　凭着“边干边学，建成学会”、“白天工作，晚上攻关”的极大热情，他和自己的团队在全国几十个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的大力协同下，经过8年的埋头苦干，将关键技术问题一一攻破，完成了38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和部级奖励。

　　1982年，浙江海盐秦山作为核电站的最终选定地点获批，我国首座核电工程也进入了工程设计、设备研制和前期建设阶段。

　　“自己的30万要干，也要跟法国买两套。”面对当时核工业确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及从法国引进技术的大亚湾核电站的竞争，欧阳予的承诺是“不睡觉也要干出来！”

　　历经了81个月艰苦卓绝奋战：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建设者的辛勤汗水的我国第一座装机容量3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7亿千瓦时的压水堆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终于在1991年12月15日成功并网发电。

　　至此，秦山，这座被誉为“国之光荣”的核电站，使得我国成了继美、英、法、前苏联、加拿大、瑞典之后世界第7个能够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秦山，这个浙江杭州湾畔的一座并不伟岸的山峦，也因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而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