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工程”：大科学的跨越

　　1996年到2000年，国务院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界为之振奋，全世界为之瞩目。

　　史学家周谷城称该工程“重要伟大”“高瞻远瞩”“坚决拥护”。

　　钱学森院士称“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工作的创举，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大科学！”

　　的确，如果说“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的实施突破了科技、经济之间的习惯壁垒，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则实现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交叉融合，是一次超越学科、领域、部门和思维范式鸿沟的大科学跨越。

　　中华民族号称有5000年文明历史，可是我们的年代学标尺却只是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达成共识的确切文明史，只有不到3000年时间！之前的2000年，包括周朝(部分)、商朝、夏朝、禹、舜、尧直至黄帝时期的历史，或语焉不详，或疑为传说、假设，或打上“？”。为了一个细微的年限考据差异，国人内部甚至争吵不休，莫衷一是。这不但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交往中常常遭遇尴尬，说话底气不足，而且为某些人贬损中华文明史留下了话柄。

　　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的5000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战乱、暴政、外族入侵和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我们应当引为骄傲。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我们有充分的文献、史实可以证明自己！

　　宋健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尴尬。”“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他介绍说，179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一名法军上尉在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称为罗塞塔的港口城镇郊外指挥挖掘工程时，意外地挖到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有希腊文字、民书体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就是罗塞塔石。后来学者们破解了古埃及人书写的象形文字，成为破译文字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为埃及断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国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有究沉探源的勇气。

　　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史学界囿于历史局限和科研手段制约，不能够超越思想的藩篱和历史的迷雾，那么今天是时候了！改革开放为史学研究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超越前人的大舞台。

　　我们有两大法宝：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举全社会之力完成大工程；二是有天文学、现代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盟助阵。

　　1995年9月29日，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组织召开座谈会，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课题，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联合，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进一步发展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九五”重点工程。“参与工程的170多位学者，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为主力，包括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们都做出了贡献。领导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齐心协力，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这一工程的实施，受到学界的尊敬和赞扬。北大和考古所的碳-14测年工作贡献很大。席泽宗院士花了很多心血，领导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议者，宋健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酬“断代工程”初遂》等重要论著，为史学创新提供了重要思路。

　　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北京通过专家验收。初战告遂，新发现不少，收获甚丰。课题组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就公元前841年以前1200多年朝代更迭的时间作出了初步结论。“现在得出的最早的、确切的古史纪年，要比《史记》的记录前推近800年。”(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

　　某些外国媒体污蔑“断代工程”是“煽动民族主义”。宋健撰文指出：“中国人应该研究中国人的历史，而且要一代接一代地研究。对于任何好的建议，要给予尊重和采纳；但对于恶语中伤，则不必在意。不管外国人怎么说，自己的科研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针对有人对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的资格提出的质疑，宋健观点鲜明：“不能说上一代人研究过的问题，下一代人不许动。这不能成立。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人类知识的长期积累，每代人都是科学的主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为科学大厦的壮丽做出自己的贡献。后人会做得更好，超过前人，历史已有定论。”(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胡菊芹 仇方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