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是一个顽疾，经过多年治理，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疗效却不太明显。究其原由：一是市场交易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如你不行贿，就入不了行，办不成事，谋不到方便，获不得非常之利。二是行贿者皆为“暗箱操作”，要“打”要防，让人无的放矢，目标不明，决心难下，力度也就不大。三是诸多被查处曝光的现行贪腐案件，公布的大多是被严惩的贪官污吏，而对贿赂的始作蛹者，“见光”的很少，被公开处罚的就更少了。

　　此类做法，行贿者基本不支付或很少支付犯罪“成本”，不仅对其没有威慑力可言，而且对其他行贿者也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于是，他们依然故我，继续挖空心思地捕捉行业交易的关键人物，想方设法地投其所好，乐此不疲地用钱物、回扣等行贿实权者，不断获取非法利益。如此胆大妄为的循环往复，不正显露了行贿档案没公开，行贿者信息不透明的弊端？

　　最高检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及时决定扩大行贿犯罪档案系统范围，全方位地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无限制地供社会查询行贿者信息，并规定所录入行贿犯罪数据具有不可删除或变更性。这种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之举，既可以整合司法机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之间的资源和力量，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对不法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及时纠正；又可以推进诚信体系建设，让非法经营者加大贿赂犯罪“成本”，发挥反面教员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也可以彻底打破市场交易“潜规则”歪风，净化市场经济领域的经营风气，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建好、用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是维护公平竞争市场规则，保证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行为的有效举措。不过，查询“行贿黑名单”作为诸多准入门槛的必经程序还需制度跟进，否则会留下后门。应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保障“行贿黑名单”的查询与运用，尤其是组织人事部门对官员晋升、晋级等方面的考察应将是否列入“行贿黑名单”作为第一考量。这样才能促进法律监督与纪律监督的优势互补和力量整合，形成遏制和防范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贿赂犯罪的合力，警示公务人员远离贿赂行为。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行贿黑名单”的“扩编”就患上“依赖症”——以列入“黑名单”替代纪律与法律惩处。行贿和受贿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可相比之下对行贿者量刑较轻，甚至有的行贿者被免于刑事处分，这种同罪不同罚现象已为公众诟病。从“胡星案”中的“行贿状元”，到“毕玉玺案”中的“兰精光”，再到作为行贿数额巨大的“问题富豪”周正毅，有专家称16年的牢狱生活对他来说还是太轻了，等等。这些行贿案的轻判都曾引起社会公众广泛争议。显而易见，行贿犯罪成本之低，不足警示后来者。

　　行贿之所以成为一种难以禁止的潜规则，就是因为无论从投入的回报，还是从行贿者所承担的法律风险看，都是很划算的。依法查处行贿犯罪，像惩戒受贿行为那样惩戒行贿行为，应该成为比建立和扩大“行贿黑名单”更为重要的源头之举和长效之举。首先应通过修法解决行贿与受贿两者在量刑上相统一的问题；其次，既要提高侦破贿赂犯罪的能力，改变行贿者以“开口”为条件减轻处罚的尴尬，又要注重在司法实践中从受贿者突破，查处行贿人。只有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同等的法律责任对待行贿行为，辅之以“黑名单”查询系统，令其付出昂贵代价，同时及时公开行贿案件信息，全方位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才能真正震慑行贿犯罪，达到斩草除根和釜底抽薪之效。（笪祖煌 梁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