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视深圳新闻发布问责制:第一责任人系部门首长(2)
●1985年,深圳设立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并由当时的市领导邹尔康任首席发言人,深圳的新闻发布制度伴随着特区一起蹒跚起步。
●1998年,深圳建立了市、区和各政府部门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确认了全市38个单位和40名新闻发言人,这成为深圳新闻发布制度走向成熟的分水岭。
●2003年,深圳正式实施《政府新闻发言人工作制度》,建立了新闻发布“行政首长负责制”,新闻发言人直接从“一把手”那里得到最新信息并被授权发布,“一把手”对新闻发布负直接领导责任。
●2006年,深圳市和国新办联合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育新型政府“喉舌”。而这也引发了深圳各区、各部门给新闻发言人队伍“充电”的风潮。此前的2004年,深圳首次举办过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2009年,“新闻发布问责制”率先被引入,行政机关发布新闻不作为、不及时、不规范、不准确造成严重后果都将面临问责,将新闻发布变成了刚性约束。
专家点评
“问责制”彰显了执政能力建设
深圳首推新闻发布“问责制”,其意义何在?《办法》在哪些方面具有突破性?深圳新闻发布制度下一步应该向何处推进?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省部级新闻发布评估组负责人孟建教授对此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如何攻坚、克难,如何走下去都有些迷茫,深圳新闻发布“问责制”的推出对于深化新闻发布制度起了不小的建设作用。
看待深圳的新闻发布问责制不能仅仅停留在新闻发布制度本身,而应该将其放置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局中。深圳此举彰显了执政能力建设,对于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建立责任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广东、深圳探寻未来30年的路怎么走的背景下,深圳的新闻发布制度率先启动“问责”,对于打造未来30年的发展有特殊意义。广东、深圳要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做排头兵,而新闻发布的背后则是保障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这对民主改革是最重要的。
《办法》中的有些内容外面人看不是很突出,但我们感觉推动很厉害,包括新闻发布的方式、时限、方法和手段的严格规定等。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在应急预案启动120分钟内进行首次新闻发布的规定非常专业,做得很深入。
国务院新闻办一直想在各省、各部委的基础上,寻找更多的典型,包括机关单位层次、副省级城市层面等。我们首先选中的典型就是深圳。深圳的发布制度起步早、培训早,且新闻沟通理念比较新、机制性的改革上思考多,探索了多种发布方式,让深圳从全国脱颖而出。国务院新闻办曾组织专家组对深圳“9·20”大火进行过专题研究,显示深圳新闻发布的观念、能力、技巧都比较成熟。
现在国新办、各省市都在致力于将新闻发布制度“往下”推动,但街道、事业单位等基层能力有限,深圳应在此方面加大力度进行探索。
人物对话
“各级新闻发言人应更多地利用网络”
记者:《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设定的突发新闻发布时限120分钟,依据是什么?
苏会军(深圳市新闻办主任):这是在参照了国内外发达城市先进做法的基础上,结合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的制度规定,比如自然灾害、火灾。这些制度规定对于应急响应的时间有不同规范,120分钟指的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启动开始之后计时的120分钟之内。我们要求120分钟内首发信息,首发信息是基本信息,不要求很完备。有时间、地点、基本情况,这个首发信息可能非常简短,可能就一两句话,但要首发出来,这也主要是为了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第一时间问题”。
记者:记者采访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向某个部门发出采访函,很多天之后才得到回复,早已过了新闻报道见报的时间。能否对这种情况设定回复时限呢?
苏会军:文件确实对行政机关受理答复记者采访申请的时限没有作出硬性规定,主要是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当前,我们希望能够先行总体上推进各级部门的主动新闻发布。至于规范政府部门受理、答复记者采访申请的时限,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实行大部门制后,很大一个系统,发言人协调把信息找出来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当前我们只能在重大问题的新闻发布时限上加以保障,同时也要求每个部门都建立自己的新闻发布程序规定,避免推托的情况或者某一个环节上因为观念意识问题拖延新闻发布时间。
记者:近来省工商局启用了网络新闻发言人,深圳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探索?
宣柱锡(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里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发言人是否积极使用网络；第二,是否要专门设立在网络上发布新闻的发言人。
《办法》在新闻发言人发布工作及发布渠道中专门点到了通过“网络互动”这种渠道。深圳不排斥发言人通过网络来进行新闻发布,从这个概念上说,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规定了发言人通过网络开展工作的各方面规定。如果叫他是网络新闻发言人,也可以。
第二,鉴于网络传播速度特别快、参与人数特别多,且能通过网络进行互动,我们也提倡各级新闻发言人更多地利用网络,除了跟媒体沟通外,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和市民进行沟通,把新闻发布工作做得更足。
记者亲历
“新闻官”经历执政观洗礼
深圳新闻发布制度从建立起至今已有25年了,但发展最快的还是最近几年。
2006年,全国掀起了一阵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热潮,热潮是由深圳和上海开启的,深圳市和国新办联合举办了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颇具特色的:设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区和各部门三级新闻发言人。在开办培训班时,深圳根据这种三级构架将市、区和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助理都涵盖在内,共有120多人参与培训,这么广泛的培训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尽管来参加培训的“新闻官”不是副局级就是处级,但面对着台上来自国新办、新华社、复旦大学的专家们,这些官员像小学生一样虚心地听讲,认真地记笔记,没有一点官架子。
在新闻发布中,许多地方存在着“重事务,轻传播”的误区,也有不少新闻官害怕面对记者,不知如何进行新闻发布和应急处理。他们的困惑,在培训中得到了解答。新华社特稿社副社长熊蕾告诫大家,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不回应、面对负面信息一味采取压的做法非常被动,“如果媒体缺位,别人就会引导舆论”,政府主动提供信息、主动应对媒体,才能真正影响舆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斌传授了许多面对记者的实用小绝招。最后一节课的“模拟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提的问题个个尖锐、刁钻,让几位发言人见识了媒体记者的锋芒。
走出“新闻集训营”时,有新闻助理说,以后再也不敢出了错“捂在锅里”了,也有人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很怕媒体报道负面新闻进行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次培训中,这群新闻官经历了一次执政观的洗礼,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信念开始生根发芽。(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黄超 摄影本报记者鲁力丁玎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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