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沿海多个城市几乎同时爆出“用工荒”：浙江7月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6月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用工荒”的直接原因是订单增多，因为企业订单多为短期订单，不少打工者不敢贸然前往，还有打工者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企业遇到困难，首先就是大量裁员，牺牲农民工的利益，这些做法伤了许多人的心。这些人回家后，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再出来。(9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沿海城市无疑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正是得益于此，带动了周边乃至内陆城市整体起飞，形成了现如今引人瞩目的“中国速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俯卧于土地上的8亿农民，同样是沿海城市的受益者。然而一个令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就是一股股民工潮涌入城市后，形成的“二等公民”现象。应该说，导致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便是，一方面城市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没有普照在外来人员身上；另一方面“农保”又无法跟随农民进入城市。由此，形成了“二元化”社会。

　　从“用工潮”走向“用工荒”，表面上看，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其实是片面追求廉价劳动力所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是以世界工厂起家，换句话说，是靠人力资源雄厚的人海战术，这就逐渐形成了“人是机器”的意识，而偏废人性的一面。众多企业不仅吝啬员工本该享有的福利待遇保障，甚至在这些福利待遇上“缺斤短两”，干起盘剥压榨的勾当。虽然我们有《劳动法》及企业用工的相关规定，然而处于弱势的员工，在面临“朝南坐”的企业时，更多时候只能忍气吞声地“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当然也有保护意识强的员工，举起维权的大旗，然而毕竟凤毛麟角。无疑，这就令“用工潮”时期的企业有恃无恐，当然用工合同能短则短、工作时间能长则长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工荒”是众企业自种的“恶果”，同时更是二元化社会长期不对等的劳务关系所致。

　　由此看来，“用工荒”所反映出的决不仅仅是劳务关系的问题，而是二元化社会劳务关系走向的问题。同时应知道，“用工荒”也绝非物质对不对等造成的，而是心理对不对称酿成的。心理落差，才是“用工潮”和“用工荒”潮起潮落间的指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