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反腐的探索

　　除广东省，北部湾地区也开始跨省合作，探索区域反腐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湛江就与广州、大连等14个城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然而开放初期，湛江市经济遭受走私与腐败的重创。1998年，在公安部和广东省纪委联合查办的湛江“9898”走私大案中，最终查实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亿元。当年，湛江工业总产值315.3亿元，比上年下降47.1%；港口货物吞吐量2256万吨，下降15.3%；外贸出口总额3.36亿美元，下降5.6%。

　　2008年金融危机中，北部湾地区港口作为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和大洋洲等新兴市场航程最短的港口，石油、钢铁等项目开始聚集。中国社科院监察局副局长刘克平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公路交通、城市建设、电力通讯、能源水利等建设项目将大批上马，须着力防止这些领域中的腐败。”

　　“湛江市正进入重大项目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几年，总投资额超过2500亿。”张小刚说，“纪委在探索更宽广的监督渠道，将网络监督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也要建立区域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2009年，北部湾三省(区)湛江、北海、钦州、防城港、海口等5城市达成了廉政协作的共识。8月20日，“北部湾廉政论坛”成立，以举办论坛为载体，促成各市纪检监察工作资源共享，加强反腐倡廉理论探索。湛江市网络村务公开、钦州治理农村宗族势力的经验也在论坛中得以交流。

　　中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地方纪委反腐的高调成为近年来的趋势，“地方纪委合作交流，使得我们对基层情况可以了解得更清楚，接触更多的学者，对理论建设也很有帮助。”

　　然而，地方创新的高成本、阶段性使得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较大的推广难度。毛昭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政治与政府管理一元化，高层监督主体缺乏自愿推进反腐建设的内在动力，自上而下的反腐倡廉体制创新总是滞后于自下而上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创新，因而导致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改革创新往往是局部化的，不能形成大规模的改革环境和改革的效益，“期待这样的区域制度创新能有所突破，形成从局部到制度的转变”。

　　2007年十七大“制度反腐”提出，现已是第3年。当年，国家预防腐败局设立，中央纪委《八项禁令》等文件相继发布，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颁布施行，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也被期待在制度反腐上推出新意与新举。

　　“制度反腐离不开一系列规范文件，但最终还是需要体制改革。”毛昭晖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很强的政府推动性，这就使得权力越来越深地直接介入到经济生活中，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政治框架难以有效屏蔽权力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