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热词频频现身《人民日报》

　　1988年，“下海”在《人民日报》上，一年也就出现了一两次。《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再三回忆，不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听说过“下海”的说法。他对这个词有印象是在1992年。

　　这一年1月，在美国待了5年、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武克钢回国探亲。他在深圳第二次见到了来视察的邓小平。在深圳迎宾楼，邓小平在干部会议上讲的“谁不改革谁下台”让他记忆深刻。邓小平的语气让他确信，中国要继90年代初的保守思想回潮后，重回改革轨道。

　　1992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争论被搁置——中国跳进了大海。

　　此时，无论在民间话语还是官方媒体，“下海”都成为了真正的全民热词。1992年，它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7次，《经济日报》是18次。第二年分别增加到26次和49次。在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下海官员中，北京市旅游局前局长薄熙成是最著名的一个。而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该省在1992年前后约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

　　这一年，武克钢把在美国开餐馆、炒股票、基金赚的钱带回国内，辞掉了蛇口工业区的职务，开始了自己的下海之旅。他的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抱负，希望中国从无所不在的官本位文化走向工商文明，在这样一个文明中，人们都依赖规则行事，而不是潜规则。他在深圳、海南、香港、武汉、大连等地转了一圈，足迹所过之处都留下了企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1997年在云南创办的云南红酒业。

　　12年后的今天，他正为“云南红”的上市而奔忙。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有着官员履历的知识分子关注阿富汗大选和日本首相选举。在采访过程中，他差不多花了1/3的时间与记者探讨“普世价值”的话题。

　　而在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庄儒平从国营深圳国旅珠宝金行抽身出来，再次下海。原因是，他已经无法与国营企业的经营逻辑相洽合，即使这个企业在深圳。“这个企业的业务，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做。但在国营企业，你干的再多都不是自己的，我每年都只敢比上年多完成30%的任务，因为下一年的任务量以前一年为基础”。

　　一些同事也开始打小报告，庄儒平在深圳有私家车、大哥大和六七家店铺——虽然他已经尽量在上班期间把大哥大藏到包里，“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些都是我进入企业以前就有的。”庄解释说。

　　但庄儒平并没有真正离开这家企业，而是在退出后成立公司，以挂靠的方式继续与其合作。直到政策允许后，逐步收购其股权。回顾自己的从商历程，他会感叹，真正受惠于下海的其实是那些“有办法、有门路、有基础”的人。

　　陈西峰也有类似的感触。1995年，已经供职于日本最大的动画企业朝日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他，月薪已经能拿到15000元。这一年他去日本参观，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动画导演宫崎骏，他向对方谈起自己的困惑：在中国，漫画没人关注，政府也不太重视文化产业。宫崎骏则用自己的作品《风之谷》4年无人投资的例子给他鼓励。

　　“中国的情况很像日本的60年代，他对我说，坚持住。”陈西峰回国两年后，辞职创办了自己的风动画公司。在这个花600万买的办公区里，他一方面为欧美和香港的动画做前期加工——他参与前期制作的动画片包括《麦兜》；另一方面，用赚来的钱投入原创作品，他希望做一部给成年人看的动画片，不是那种“蹦蹦跳跳很幼稚的”。

　　陈现在每年都要给仍在老家工厂上班的三弟寄些钱。三弟是车间班长，工作勤奋，每个月满打满算能拿到1200块工资。他曾把三弟接到深圳学过一段时间开车，但三弟并没找到收入足够让他把全家都接来的工作，没多久又回去了。

　　“媒体报道的都是下海人中的成功典型，这很容易掩饰下海残酷的一面。”陈西峰说。让陈西峰伤感的例子是，他妻子的一位老师，从绍兴一家国有广告公司辞掉工作，带着毕生的积蓄来到深圳，没多久就被骗光了，只好黯然回到绍兴。现在只能靠帮人画点小标志、接点家教活为生，原来的保障全没了。

　　但陈西峰仍然感激深圳——这个当年给了他和无数人弄潮机会的新世界。2009年上半年，因父亲去世，他回到了很久没回去过的大山里的工厂。那里已经一片萧条，当年意气风发建设三线的工程师们，现在都拄着拐杖在厂门口蹲着，神情木然地数着一起来的人里谁又去世了。

　　“如果不是当年下海，现在的他们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版本。”他庆幸自己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