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突击调令”事件尚未平息，有关媒体却道出了这一条数据：三年来，武安市一共调整调动教师1087人，占全体教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从农村调入城市的教师一共549人，占全体教职工总额的二十分之一。但据《河北日报》2007年7月的一篇报道，当时武安市有城镇居民约8.9万人，农民近63万人。

　　一个“明知超编校却敢向超编签调”的教育局长、一支庞大的教师进城大军、一个差距悬殊的县域城乡教育现状，这一切给“突击调令”的续曲又添了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音符，其背后的城乡教育资源失衡问题，远远超过了“突击调令”事件的本身，更值得深思。

　　其实，不仅是武安，城乡教育资源失衡早已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例如民盟重庆市委对农村美术教师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31.52%的教师需要执教8个以上的班级，所教学生人数在300人以上的占44.57%。农村不仅教师数量不足，教师队伍质量也无法保证，学历不合格的教师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师资水平和办学条件落后于城市，导致农村生源大量向城市流动，生源的流失一方面促使农村学校的衰败，同时也逼着城市学校扩大师资规模，农村优秀教师因此纷纷进城，如此，就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因此，各地教育部门都和武安教育部门一样，面临着两个尴尬，一是作为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却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城乡师资力量供求比例失衡的现实状态，一面是出于待遇提升等诸多因素而热情高涨的农村教师进城需求。

　　身处尴尬局面，解除前者之难可能需要更多的地方财力支持和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而破题后者之困则只需要主管官员动下笔墨就可以实现“改良”，这可能就是“突击调令”背后名不见经传的“小聪明”。

　　对于教育主管部门而言，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是自身应该肩负起的神圣责任，因此，政府行为的走向就不能总是宥于这个压力、碍于那个困难而频频耍起批签调令的“小聪明”，相比之下更需要的是相关主管部门立足全局、立足长远的“大智慧”。

　　实现城乡教育均等化，首先要在平衡办学条件下功夫，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政府把好其对于辖区内的每一所学校教育投入的“公平秤”。这就需要在法律约束上给学校建设提供一个严格执行的依据，并将其执行情况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以满足偏远薄弱的农村学校实现规范化办学的基本物质条件，减少农村生源向城市的流动，从而保证城乡间师生比例的协调。

　　在引导城乡教师资源的流动上，教育部门要通过制度设计改变过去从乡到城的单方向流动，而建立具备循环流动特点的教师定期轮岗制度，鼓励优秀的骨干教师定期轮流到薄弱学校示教、挂职，也给予薄弱学校的教师到优质学校跟班进修的机会，通过互动机制的设计，促进师资均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育部门要纠偏以往在评优标榜、职称晋升方面向城区学校教师倾斜的“潜规则”，要提高偏远学校的评优比例，增加专业技术岗位，着力改善提高偏远地区教师待遇，以鼓励优秀教师到偏远学校任教，也是实现师资均衡的有效途径。

　　破解城乡教育失衡难题，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多出新思维新举措，当然也离不开主管官员在面临利益诱惑和多方压力的情况下，既敢于挺起腰杆唱“黑脸”，又敢于在力促城乡教育和谐的鼓励声中负起责任地唱“白脸”，显然，武安教育部门在这方面是失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