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体化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孕育创造力

　　信息化军队之所以是创新型军队，不仅基于不停顿的新技术革命，持续发生的新军事变革，还因为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斗争任务的变化。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安全环境的突出特点是不确定性。国际战略格局在向多极化演进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而且非传统安全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战争军事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同时纳入军队的使命任务之中，非战争军事行动更带有经常性、连续性和跨国联动的域外特征(如维和、反恐、撤侨、灾难救援等)。

　　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突出的表现是：一、安全威胁种类多，难以套用一个固定的应对模式，以不变应万变；二、安全威胁出现突然，难以事事先知，周全防范；三、威胁的时限性强，对快速反应、快速处置要求高；四、许多威胁不是单一因果关系的独立事件，需要跨部门联合行动，以至跨国行动；五、新技术在给人类送来光明时所投下的阴影扩大，人性的弱点常常带来认识上的浅见。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国防建设时指出：人民解放军要努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这一战略判断，是对我国面对的不确定安全环境总的概括；是对我军所担负的军事任务总的规定。我们应当着眼“两多”，创新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队结构，创新作战方式、指挥方式、保障方式。

　　应对不确定性，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超常的预见力，需要多种预案、多手准备，需要弹性和灵活性。灵活性才是驾驭不确定性的缰绳。

　　曹操当年锁战船，使曹军提高了水上作战的稳定性，却失去了行动自由的灵活性；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增强了军队的整体威力，却失去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信息化军队既需要保持稳定性和整体威力，又必须提高行动自由、随机应变的灵活性，这样的军队才有创造力。

　　孙子把一支协同好、反应灵活的理想军队比作“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击其腰则首尾俱至。”

　　毛泽东把理想的游击作战比作“渔人撒网”。随时可以集中，随时可以分散；集中以歼灭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

　　信息化军队更像千手千眼佛，从传感器到打击平台，集成一个自组织系统，在信息栅格与分布式力量配置中，使一体化与灵活性相统一，做到适时发现机遇，适时捕捉机遇；创新中彰显无边法力，创新中透出无穷应变之术。

　　美军提出“基于效果作战，基于能力建设”。“效果”和“能力”，都是富有弹性的概念，蕴含着广阔的创新天地。

　　以制度化使军事创新成为一种常态

　　信息化军队伟力之深厚根源，不在于对现有新技术的拥有，而在于以制度化使军事创新成为一种常态。美军作为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应该说在制度化军事创新方面，做得最有成效。

　　2003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向21世纪防务转型法案》、《美国国防部转型指南》。这两个文件，在美国军事变革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至此，美军的军事变革、军队转型，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有了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各高层职能机构和陆、海、空军，都相继确立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和规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公开提出新军事变革，经过自觉的推动，到2003年之后，基本实现了军事转型制度化，使作战观念、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军事文化和国防管理诸领域里的创新活动，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不存在那么一个时刻，美国国防部完成了转型。相反，我们将创造一种持续转型的文化，从而使美军总是比任何潜在对手领先几步。这种文化，鼓励创新和明智地冒风险。

　　美国防部转型战略提出，“以其内核来说，转型战略是个关于大规模创新的战略”。我们研究美军推进军事转型的战略框架发现，变革也好，转型也罢，说法虽然不一，但实质上都是以战略创新为导向的军事创新机制，也就是制度化的军事创新。

　　美国军事创新机制，从涉及的要素来看，包括需求、威胁、技术，转型战略、联合观念、新型作战能力，军事技术、创新程序、创新机构和创新人员。其中，联合作战观念起引领作用。

　　与此相联系，美军建设也由顺序顺时进行，变为并序并时进行,始终保持“三个美军”滚动发展。即“观念中的美军”——20～30年的走向；“规划中的美军”——已经设计出的10～20年要建成的美军；“现实的美军”——随时能够拉出去打仗的美军。

　　一个国家要想通过技术优势获得战略优势，就必须进行切实的组织机构改革，来提高武装力量适应未来战争的能力。

　　新的组织结构应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网络。

　　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比一个“灵巧炸弹”兵工厂和高技术装备具有更大的威力。变革中只所以提出“模块化编组，积木式组合”，也正是追求组织结构的灵活性。信息化军队的创新力，也必然在灵活性中得到展现。(李炳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