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

　　1955年的国庆典礼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让·保罗·萨特出现在观礼台上，波伏瓦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普通民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波伏瓦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当时萨特是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波伏瓦的《第二性》也已产生广泛影响。他们对新中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重新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因此，邀请外宾观礼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

　　“中国十年内就完成了百年大业，这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其发展的变化了。” 1959年10月1日，阿富汗代表团团长舍尔扎德在观礼后不由地赞叹道。

　　这次大庆观礼台队伍十分庞大，据外交部档案统计，那一年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而在广场内外观礼的首都群众有70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庆典礼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大庆印象深刻，这一次前来观礼的外宾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

　　这还是在事先压缩了，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显示，“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外宾人数。”当天北京的天气很好，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团队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领导人等提前十几分钟就到达了城楼上，9时55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一一和贵宾们握手，点头示意，没有寒暄，“时间上实在来不及，必须保证大典10点准时开始。”大使们说。随即，一干领导人来到了城楼外的主席台处。

　　由于人数众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的位置被挤得满满的，工作人员只好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开来，避免挤在一起。据大使们回忆，“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的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

　　上午10点，大典正式开始，阅兵时，取消了三轮摩托车方队和口径在100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到24人。头上飞机一排5架，3分钟过一排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当毛泽东乘坐敞篷车检阅部队的时候，群众一遍遍高呼“毛泽东万岁”，此时，在观礼台上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巴里·迪亚万杜笑着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看来毛泽东在全国的威信都是很高的呀，他和周恩来总理在我们非洲也是最深入人心的。”

　　几个政府代表团在观礼后情绪都十分兴奋，阿尔及利亚副团长更是激动地说：“帝国主义污蔑共产主义是灾难，最好让美国人来看看，我倒很愿意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灾难。”晚间8时举行了烟火晚会，当时天安门上的中心区域左右各设八个小圆桌，都备有茶点，苏捷党政代表团各占了两张桌子，而其他党政代表团各占了一张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