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查外调

　　1964年，新中国第六版护照出炉，内页由竖排转为横排。

　　据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回忆，那一时期申办护照，政审是最严格的一道门槛，“一个人申办，后面800个人调查着呢”。

　　这一时期，申办一本护照，需要填写四份表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出入境管理处前身)留一份存底，另外三份分别交由户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申办人所在单位、申办人所在街道、居委会。当时被称为“内查外调”。

　　小组—车间—工厂，居委会—街道—派出所，中间任何一道环节卡了壳，护照就办不成了。“其中，单位政审是最重要的环节。”离休干部陈长淦说。

　　尽管“地、富、反、坏、侨”声名远播，绝大多数归侨选择了沉默，但野草却也在夹缝中苦苦求生。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年轻的助教就开始给北京市公安局“出难题”。

　　1932年12月17日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赵惠恩于1954年返回祖国。9年之后的11月13日，他详细填写了四份申办护照的表格，将家庭情况、海外关系、社会关系、自身简历一一填写完整，其申请事由为：一、母亲今老患高血压及心脏衰弱症，多次来信及来电要我们夫妇回去见最后一次面。二、父亲已于1957年逝世，留下一笔遗产，需要回去处理。其中一项牵涉到印尼土地法问题。父亲用我的名字建了一间房屋，这件房屋的土地也是当时购买的。根据印尼颁布的土地法令，外侨在印尼的土地必须在1964年3月以前办理转让给印尼籍公民，否则将取消土地所有权。

　　赵的申请未被批准。两年之后，他再度申请去港(印尼当时正在排华无法入境)。这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部提交了《关于赵惠恩申请去香港的请示报告》((65)局户签字第1021号)。报告中说：经查，赵惠恩有以下几个问题：

　　● 其三姐赵群娇，1952年由印尼回国求学，在上海同济读书，曾攻击我“不民主、不自由”。1957年整风时，因罢考政治课被批判，对我心怀不满，1958年去港至今未归。

　　● 赵群娇与国内政治情况复杂的人关系密切。

　　● 申请理由不实。赵惠恩思想落后，好逸恶劳，怕艰苦，怕在农村劳动，不愿在国内工作生活，三姐千方百计拉拢。

　　● 掌握一定机密。赵在原子核系任助教，部分课程内容是参考所内工作内容而制订，属秘密级。

　　据此，报告“拟请科大党委负责同志对赵讲明，香港是个坏地方，赵身为原子核系助教，去港对个人和国家均不利”。

　　申请被二度打回。1969年后，赵惠恩在印尼的亲属分别致信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求放行，依旧未果。

　　2009年9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罗爱玲抱出有关赵惠恩的卷宗时，发黄的卷宗已有200页之巨。

　　当天晚些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赵宏宇在户籍网查询栏里输入赵惠恩的名字和生日，已无任何结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