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金色年代”

　　到上世纪90年代，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开始放松，外交公寓也还原了“公寓”的本来面貌，不少外国媒体记者仍在那里办公，因为租金相对低廉。道琼斯驻华机构多年前搬离了外交公寓，在北京丰联大厦等商业写字楼租用了办公室。

　　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华尔街日报》还聘用了7个中国研究员。因为中国规定外国媒体不能直接招聘中国人当记者，所以他们只能是“研究员”。整个道琼斯在北京有130多人，上海有50多人。

　　“我们的记者生活、居住很自由，在北京的机构正准备搬家，换到更适合集中办公的地点。”安迪·布朗说。

　　继上世纪30年代之后，现在是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又一个“金色年代”。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不断增加的开放度，都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记者最愿意关注，也很能出新闻的地方。

　　2001年，伊安·约翰森因为一篇来自中国的报道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

　　面对“金色年代”，西方媒体也遇到很大挑战。尽管驻华记者人数在剧增，自由作者队伍也在扩大，但主流西方媒体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遇。新闻线索上对中国本土媒体的过分依赖，尚显薄弱的中文水准和对中国的粗浅了解，网络媒体和私人博客的兴起，以及利用二手资料而不再恪守以采访而来的事实立论，使西方媒体走进了瓶颈。

　　2007年1月1日，中国取消外国记者异地采访的限制。布朗给这一政策以“历史性”的评价。

　　很多外国记者都拿它作为护身符，“如果去一个地方政府采访，遭到阻拦，我们也可以说，你们政府出台了新的法律和规定，我们有权利来采访，理直气壮。” 伊安·约翰森说。

　　伊安·约翰森记得，以往去不同地方采访，要先得到当地外事部门批准，“这是必须的，给你通行证。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中国各地采访，只要你了解到感兴趣的新闻线索。”虽然，伊安·约翰森仍习惯去外办那里了解情况，但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而不是“盖章”了。

　　在伊安·约翰森看来，中国的透明来源于自信。“近年来，采访‘两会’、奥运会⋯⋯我们得到很好的配合和服务，信息更加公开了。”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也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而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仍“怵头”接受外国媒体访问，令布朗费解，“现在，中国的银行业、电讯业等行业的综合实力很强，占到世界第一、第二或者第三位了，但国外对它们还是不熟悉。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就应该多让外界了解。”

　　“现在中国的新闻环境，的确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秦家骢说，“比如，我觉得西方记者不是故意抹黑中国，他们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外国势力背景，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公开。”

　　“中国的变化是渐次的，中国社会是立体而深刻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去发掘选题。”伊安·约翰森说。

　　2001年，中国刚刚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办起了中文网。

　　“我们以网络为平台，以中文为工具，网站24小时更新，提供取材于《华尔街日报》的重要商业、金融市场和科技新闻，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现在，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投资和股票，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登上国际舞台，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网络，我们的网站就更有人气。”安迪·布朗说。

　　“独立思考”和“会讲故事”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特色。2006年，一本《<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曾在中国新闻学子中热销。

　　《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无疑是讲故事的老兵。

　　再看看他记录中国1971年的文字吧——

　　有一位最近到过北京和莫斯科的访客说：“同莫斯科比较起来，北京的食品市场简直是购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较，中国市场上廉价必需品之丰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惊。奢侈品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价，以抑制需求。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周工作48小时，是全国的标准。此外，另有6小时用于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位通常抱着怀疑心理的西欧人，在北京的时候说：“你至少得承认，这个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极其了不起的工作。”

　　⋯⋯

　　如今，基特利已远离新闻一线，长居华盛顿，撰写评论文章。

　　两个月前，新疆发生了暴乱。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帮助下，伊安·约翰森和同事们去了那里报道。“西藏是不容易去，但也不是不能去的。”

　　随着“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中国的故事，而他们只是外国记者，不再是“外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