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再次对世界发出开放与接触的信号。彼时，卢肇钧与恢复活动的中国土木学会代表团开始出访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陆，到达美国及加拿大。那一次，卢肇钧见到了40年未曾联系的旧日同窗。“同学有的都成了大资本家了，经济条件上没法比了。”夫人陈善蕴笑笑说。

　　卢肇钧恢复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那时候，大批青年学生萌发出国热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从此之后，“出国热”势不可挡，直到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80年代，中国科研单位以及大学纷纷提供公派留学名额，给予经济资助。以考试分数为选拔条件，又一批年轻人走出国门。

　　卢肇钧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需家庭支付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在硅谷工作。

　　卢肇钧的女婿曾在国内某科研单位主攻拉美经济，于1986年赴美读博。卢肇钧的女儿不久后即以陪读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国工作至今，丈夫成为经济学者，妻子在波士顿一所医院担任医生。

　　只有二儿子卢乃宽现在陪伴在母亲陈善蕴身边。1986年，子承父业学习铁路相关专业的卢乃宽考取铁道部公费留学项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一年。父子两代成为校友，时间已隔40年。

　　卢乃宽回忆，当时他赴美进修期间，政府一次性给予一年生活费5000美金。

　　“生活挺紧张。但是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人民币。”卢乃宽说。

　　被文革封闭10年的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后，因经济水平、政治环境的差异，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分化两路。一部分决意回国，将所学所见带入故乡；另一部分，排除万难各显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时隔半个世纪，50年前海外留学生的景象和争论似乎再次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国内早已换了天地。

　　卢肇钧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获得美国海军方面的科研课题，而五十年后，其子卢乃宽的美国朋友想将其介绍到麻省的林肯实验室，参加美国空军某项目的研究工作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侨民表示敌意的同时，国内对于公费出国逾期不归者给予极大舆论压力。在那个电视机尚被列为奢侈品的时代，这些用政府资金出国而滞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成为了靶心。国内派遣单位纷纷给予压力令其回国，但对于心意已决的人们，似乎收效甚微。

　　随着时代变幻，中国逐渐开始寻求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从90年代起，“与世界接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好愿景。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弥合，使得中国公民出国不再成为难事。曾经滞留海外的一些人开始自愿选择回国创业。今年9月北美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统计，77%的华人学者计划回国发展。

　　卢乃宽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国工作稳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未有回国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两年。去年假期，她与同学结伴到香港购物，今年十一长假计划前往泰国观光。

　　“如果她想出国，我们就提供方便。”卢乃宽笑笑说，“出去开开眼界还是对的。”

　　此时，卢肇钧已去世一年有余，从祖辈到孙辈，跨出国门的四代已逾130年。 ★

　　“1870年代，权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数次联名上奏，要求派人出国留学。他们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中国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然而15年间，清廷不过派出百余人。

　　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面对人才奇缺的窘境。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真正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