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在这一意见中，公安机关倾向于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和行政规制手段，加大对酒后驾车特别是醉酒驾驶等危险行为的打击力度，其中包括将醉酒驾车纳入犯罪、对酒后驾驶不劝阻的同乘者罚款等。

　　在酒后驾驶行为日益成为公害时，公安机关适时提出修法动议，这是其积极履行职责的同时，发挥行政执法效能以促进法律制度完善的负责任举动。但就“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其中既有合理性的成分，也有需要谨慎处理的地方。

　　首先来看刑罚方面的修改，如果简单设立“酒后驾车罪”，可能还不够全面。实践中，除了酒后驾车，还有其他驾驶行为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比如超高速行驶、无证驾驶、故意驾驶严重不符合安全性能的机动车等。显然，“酒后驾车罪”不能完全囊括前述行为。也许，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外延加以适当拓展，确定其不穷尽列举的立法方式更合理。

　　根据法律的补充性原则和过度性原则，除了对具有严重危险性的危险驾驶等行为规定刑罚，还需要行政规制虽不构成犯罪，但依然需要严厉禁止的一般危险性驾驶行为。即便如此，对酒后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也不宜无限度提高，否则就可能造成行政法上的不平衡。“征求意见稿”提议处罚不制止醉驾的同乘人，就需斟酌。

　　行政处罚的对象，通常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人，这种行为一般需要具备直接违法性、过错性和实际损害等条件。换言之，如果一种行为仅违反道德义务而没有直接违法，则不应法律处罚。劝阻酒后驾车应成为社会风尚，但这只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如果将道德要求无限度上升为法律义务，就可能扩大处罚范围，形成公权的过度干预。

　　公安机关也许是认定搭乘者和驾驶者具有“同道性”，因此主张一并处罚。但问题是，驾驶者的驾驶行为和搭乘者的乘坐行为，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乘坐行为不至于发生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后果，而驾驶行为则时刻可能侵权。一并处罚的动机，混淆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

　　从实践的层面看，即便法律规定可以处罚搭乘“酒驾”者，也会发生问题。比如，如何确定乘坐人“明知”驾驶人的“酒后”状态，难道要让乘客随身携带酒精测量仪？又如何确定乘坐人没有劝阻“酒驾”者，或者虽然乘坐人劝阻了，但“酒驾”者依然故我？假如可以处罚乘客，是否还可以处罚放行车辆的道路所有人和管理人？

　　此番征求意见稿的目的，是想通过全方位监督以遏制酒后驾车，但实际上，如果真正在法律制度层面形成对驾驶人的全方位监督和规范，做到刑罚和行政处罚合理设置、过度自然，保证执法的严格和恒定，就能有效打击和吓阻酒后驾驶现象，维护交通安全与文明。

　　□陈杰人(学者)